魏元皇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
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麵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禦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複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製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奸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
諸葛瞻、黃崇抵抗了一番，最後都戰死了。成都外圍最後的防禦失敗，成都暴露在求勝欲望強烈的魏軍眼前，鄧艾的奇兵形成了“斬首”效應。
蜀漢君臣和遠在劍閣的主力薑維估計也聯係不上，遠水也救不了近火，於是大家開會討論怎麼辦。
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是邊抵抗邊後退，到南中七郡，也就是今天西南的西南。一種是投奔吳國，組織流亡政府，光祿大夫譙周說：“自古以來，沒有寄人籬下的天子，何況我們蜀國一完蛋，估摸著吳國也很快完蛋。所以與其到那時不得不投降做俘虜，還不如現在‘和平起義’。再辱之恥何與一辱！”譙周推出了第三種路線，那就是直接投降。譙周認為，大國吞並小國是“數之自然也”，他預測，司馬魏必將統一中國，吳國不久也會被打敗。
到南中諸郡的大山裏打遊擊，阿鬥一想就頭皮發麻，養尊處優四十年，根本吃不了那個苦；到東吳後媽娘家那裏，估計也沒什麼好臉色看，所以對譙周的建議馬上表態：“還是統一的好。”
當然，也有一點擔心，就怕人家鄧艾不受降。
譙周對投降路線圖早就在心裏打了底稿，天天琢磨研究這事，所以馬上拿出了有說服力的論斷：“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這口氣比甲方還甲方。東吳的存在就您退休福利的保障，阿鬥再笨也明白這個道理，何況他也不笨，於是研討會以一致同意投降形成決議。
蜀漢實力不足，當時蜀中人口僅有九十四萬，軍隊有十萬兩千，比例為10.85％，如果這個數字確鑿，那麼蜀漢的兵員和總人口比例超過了世界第一的朝鮮；蜀漢官吏達到四萬人，官民比例為4.25％，不知道有沒有超過世界第一的中國。劉禪在成都錦繡城裏做了四十三年的快樂皇帝，但蜀漢卻一直處於戰爭或備戰狀態，軍費和行政開支肯定小不了，人頭費在那兒放著呢。兵多財困，官多民乏，自古而然。
要說失敗的原因，最最關鍵的是蜀漢戰鬥意誌薄弱，未戰已綏，說什麼都白搭。劉備死後（公元223年），諸葛亮（公元223—234年共十一年）以攻為守，尚有進取的狀態；及到蔣琬（公元246年卒）、費禕（公元253年卒，與蔣琬一起主政二十年）時期，則息事寧人；及到薑維（公元264年卒，主軍政十餘年），雖然他本人主戰，但一來不能主導國家戰略，二來在與魏國的征戰中也未撈到什麼便宜，還被內部批評為窮兵黷武。
此前，譙周早就大造輿論，他寫了一篇《仇國論》，主張坐以待敵斃——當然不能說是自己坐以待斃了，他的理論是大國時間長了就會傲慢，“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意思就是大國驕傲會落後，小國謙虛會進步。其實，譙周代表了蜀地本土人的基本立場，那就是能偏安就偏安，不能偏安就投降，和平大大的，戰爭的不要。
劉禪及他周邊的人都沒有戰爭的信心，沒有戰鬥意誌，這個神仙也沒救，何況薑伯約乎。
經宋、明一直到上世紀的抗日戰爭，凡是主張偏安和投降的論調肯定是遭罵挨批的，不投降甚至不和談已成為既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後世對蜀漢及劉禪的不屑與嘲諷亦出於此。
當然，這裏麵也有通融，當戰爭的性質定義為“統一”的時候，不抵抗就成了順應曆史發展潮流了。所以，當隗囂、公孫述不趕緊投降，拖延了戰爭，也是罪人。現在台灣有譙周，我們肯定歡迎並加以曆史性地推崇。反侵略的時候要戰鬥不能投降，而統一的時候則“降吧降吧不是錯”。
司馬魏的正當性在史家眼裏是嚴重不足的，所以，滅蜀之戰少有人定性為統一的戰爭，而劉禪被定性為玩忽職守的亡國之君，譙周則是典型的投降主義分子。“人知馮道之惡，而不知譙周之為尤惡也。”有亡國之痛的王夫之已經不是點評而是大罵：“讀周《仇國論》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
想想劉備、諸葛亮，一生辛苦所為何？想想蜀地老百姓，不作抵抗也不為過。
古今中外，大家都拿曆史當教科書，多數曆史人物的臉譜是畫好以後是動不得的，即使他自己覺得有些冤。比如劉禪說我是為了老百姓免罹戰火才投降，問題是誰信？曆史需要你做反麵教材甚至是小醜，你就得講政治、講大局，任罵任踩地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