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孝惠皇帝永興元年（公元304年）
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群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後。
司馬穎打敗司馬越，俘獲司馬衷，凱旋鄴城。當其時也，司馬穎身兼太弟、丞相，在內挾著天子，在外有司馬顒（以長安為據點，控製著洛陽以西地區）為強援，要說正是意氣風發的時候。可惜的是，南邊有敗逃出去的司馬越做臥槽馬，北邊則是當頭炮——安北將軍王浚（jùn）、東瀛（yíng）公司馬騰。
王浚是太原王沈的兒子，當初曾經承賈南風之意企圖害過湣懷太子司馬遹。司馬穎和年齡相當的司馬遹既是叔侄，又是朋友，所以一直想收拾這個王浚，隻是未得其便。而司馬騰則是司馬越的弟弟，於是這倆人聯合起來，並且再聯係鮮卑和烏桓部落，殺掉司馬穎委任的幽州刺史和演，從北方殺將過來。
先在宮裏折騰，然後在朝廷爭鬥，再然後在京師砍殺，再然後在中原腹地混戰，直到最後把邊疆五胡全部攪進來，這就是西晉大動亂的大致路線圖。中原內戰一啟，向邊疆夷狄借兵是件很平常的事情，而且這是具有光榮傳統的，對王浚他們來說也是屬於“古已有之”。北人本剽悍，遊牧民族又擅馬戰，平常沒事都想到農業區弄點吃的穿的，何況有人邀請。先拋開民族大義這個頗難厘清的話題，單純從技術角度講，請外部勢力參與內戰，必須得把軍費怎麼清算談清楚，否則就是災難。最好的辦法是談好價錢，打完仗趕緊把銀子綢緞給人家碼清楚。糟糕的就是根本沒有預算，這些“雇傭軍”進來幹脆就地取財，婦女財帛自己去搶——這還不是最差的，最恐怖的是請神容易送神難，他們索性在中原牧羊放馬建立政權了。
王浚、司馬騰把鮮卑人、烏桓人引進中原，司馬穎招架不住。這時，和司馬穎交好的匈奴首領劉淵主動請纓：“咱不能光讓王浚他們獨美，他們有外援，您也可以有啊。”
秦漢以來，中原和匈奴一直摽著勁兒。如果單從軍事角度看，農耕民族不敵遊牧民族。大漢帝國能夠抵禦匈奴，一是國力說話，其次是美女說話。大漢強盛之時，兩手都硬，對匈奴一直保持著高壓態勢，漢武帝用兵數十年，但真正收效卻在宣、元時期。另外說明一下，北方遊牧民族真正的勁敵不是漢人而是惡劣的氣候，來一次特大雪災，人口和牲畜頓減，元氣也大傷。
匈奴也不是鐵板一塊，任何一個民族，凝聚力都不是與生俱強的，匈奴後來也分裂為南北匈奴。北匈奴繼續保持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特色，後來據說奔歐洲那邊發展去了。南匈奴則主動要求和親，從武裝入侵，逐漸演變為成規模的移民。漢末動亂，中原內戰不已，匈奴乘機向南發展。到西晉時期，北方已經是漢胡雜居。在我的老家山西（並州）尤其如此，從曹操主政時起，就劃分了五個匈奴特別行政區，安置南下的匈奴人。
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你可以說匈奴南下是歸化，附敵懷遠是咱們皇上倍兒有麵子的事；站在當地老百姓的角度，這肯定是一種變相的入侵，是對當地漢族老百姓土地資源的侵占。曆史無數次證明，大量移民可能比武裝入侵更有侵占效果。
匈奴人在漢人區是被隔離居住，他們不可能繼續保持遊牧的生產生活方式。匈奴分五部分聚居，保持著原來的風俗和組織體係，有自我的民族認同，這是可以肯定的。為了防止這些僑居的匈奴生事，匈奴人的頭領都必須質子於洛陽，劉淵就是從小被質於洛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