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高皇帝五年（公元前202年）
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說服。
強悍無比的秦帝國崩潰了，戰無不勝的項羽自刎了，自刎前舉行了哀婉的告別演出，就是傳說中的《霸王別姬》：“我和你刎別，在冷冷的烏江邊……”這一切，都給劉亭長帶來了震驚和思考，他開始做皇帝，他開始用“朕”這個詞自稱，但是，他曾經仰視過的強大力量忽然遁跡，這讓他在最高處感受到了颼颼的冷意。
他們為什麼會失敗？我為什麼會成功？這個問題縈繞在他的心頭，久久不能放下。
劉邦PK掉項羽，之前韓信、酈食其、蕭何、陳平等都做過點評，這裏的高起和王陵不過是拾人牙慧而已。劉邦在勝利後的酒會上，隆重發表了正宗原版的總結報告。我們看看當事人是怎麼講的，又為什麼要這麼講。
劉邦認為自己在戰略和策略、政治和保障、用兵和決戰三個方麵，都比項羽強。標誌是在這三個方麵，他都得到了頂級的人才，做得最好，而項羽隻有一個範增，還沒有用起來。得人才者得天下。
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國內史學界甚至包括整個學界都討論過這樣一個問題：是誰創造了曆史？英雄還是奴隸？最後的討論陷入了對英雄和奴隸的定義中去，以至於有一位很著名的學者提出了一個很滑頭的結論：曆史是由創造者創造的。對曆史進程的總結，做學理上的探究，往往會走進死胡同，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多元的，多種因素的。毛澤東講矛盾論，抓主要矛盾，這個方法論影響了很長時期內的很多人，所以直到今天，我們凡事都習慣找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即主要矛盾。過去二十多年，我們都信奉鄧公的總結，“發展是硬道理”。現在，發展之外，還有許多東西也是硬道理。人都有曆史局限，餓的時候，饅頭是硬道理。吃飽以後呢？
楚漢相爭，雙方的起點，所能依賴的社會資源，都是在一個平台上的，應該說，這場競賽是比較公平的。雙方比的是各自的發揮，特別是領袖人物的發揮。所以，同時代的人，都願意拿劉邦和項羽的個人魅力說事，因為其他差別大家都認為不重要。譬如美國和伊拉克，雙方的國力、資源嚴重不對稱，所以沒人去比較布什和薩達姆誰會用人，誰舍得犒賞部下。
所以，總結楚漢戰爭，輸贏在劉邦和項羽兩個人身上就可以找到原因。我們繼續按照劉邦的思路看：
一、劉邦有戰略。王關中是第一步，進而降魏、取代、破趙、收燕、平齊，最後滅楚，繼而撫慰閩粵，最終登基做皇帝。在策略上，既要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拉攏彭越、英布等實力派對付最強大的敵人項羽，又注意適時剪除異己力量，著眼於一統天下後的絕對控製。
二、劉邦有根據地，有戰略後方。
三、在具體的戰役中，不以一城一地得失為念，以控製糧倉、消滅有生力量為戰役目標，總體上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比較機動。而且采取分兵策略，在戰略上對楚軍形成包圍，在盟軍的配合下，可以多點攻擊或騷擾楚軍。降魏、取代、破趙、收燕都是徹底性的勝利，項羽雖然在很多次戰鬥中把劉邦打得屁滾尿流，但始終未傷其筋骨。
劉邦在這三個方麵戰勝項羽，是當時的經驗總結，即使在今天我們看來，總結也是很到位的。
至於劉邦把功勞歸於張良、蕭何、韓信三人，這是一種風度，也是一種權術。
這裏，我們要說一下“得人心者得天下”這個流行的曆史觀。
真理都是有條件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如果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中，可以馬上見效。但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人心”是什麼？是全體國民的人心背向，還是能影響政治進程的上層精英們的人心背向，這都需要具體分析，這又是學理上的難題。如果我們定義“人心”是普天之下子民們的意願總和，“人心”隻能是一種慢慢散發能量的、長期有效的發酵劑，一時的人心不能改變曆史，隻有積累到臨界點，才會被政治家利用而發生作用。
漢祚四百年，我們可以說深得“人心”，王莽隻玩了十五年，我們可以講“人心”未附，這樣的“人心”，都是事後諸葛亮統計出來的。在楚漢大戰期間，“人心”的價值和作用體現在哪裏？劉邦兵源補充比較快，這算是得人心的表現吧，也就是這樣了。倘若項羽不是那麼背運，一戰擒殺劉邦，劉邦有再多兵源也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