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刑場：從於謙，袁崇煥到譚嗣同》
漫步西四，已看不見高聳的牌樓了。自從這標誌性建築被拆掉之後，西四牌樓便簡稱為西四。它在明朝又叫西市，是處決死囚、或殺或剮的刑場。“西四牌樓者，乃曆朝行刑之地，所謂戮人於市者也。”（楊士聰《甲甲核真略》）消失了的牌樓，很見過些腥風血雨的。昔日曾專門豎立一根比牌樓還要高的木杆，懸掛被割下的頭顱示眾。在那個時代，殺人是一種儀式，很有些熱鬧可看：轔轔作響的囚車，枷鎖鐐銬的罪犯，乃至赤膊上陣揮舞鬼頭大刀的劊子手（故意露出胸毛）……“醜陋的中國人”，愛看熱鬧，首先是從看殺人開始的——他們不僅迷戀生活，對光天化日之下的死亡同樣也充滿了興趣。
西四牌樓，見證過許多大快人心的時刻，譬如淩遲處死武宗時權宦劉瑾，“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但不能否認，也製造過一係列千古慘痛的冤假錯案。
漫步這矗立著廣告牌、紅綠燈、交通崗亭的十字路口，我首先想起了兩個人：於謙和袁崇煥。這兩位北京城古老的保護神，都曾以血肉之軀抗拒侵襲。悲哀的是，他們未能如願以償陣亡沙場，不約而同地死於自己拋灑血汗所捍衛的城市，死於被保護者的刀斧之下，上演了一幕幕的親者痛、仇者快的漫長悲劇。於謙與袁崇煥並不是開始——嶽飛的風波亭，可比西四牌樓早得多了。當然，他們血染鬧市，並不代表悲劇的結束。
史學家說：崇禎殺袁崇煥，等於“自毀長城”。建長城很難，毀長城則很容易。毀長城無異於自殺——尤其當你拆除的是“血肉築成的長城”，是良將與忠臣，就犯下了不可原諒的錯誤。這不是在挖自家的牆腳嗎？帶來的危機要嚴重得多，甚至可以說是毀滅性的——首先從精神上開始垮掉了。
不管元之柴市口，明之西四牌樓，抑或清之菜市口，皆屬老北京的交通要道。在鬧市區行刑問斬，便於示眾。
想起於謙與袁崇煥，再查找西四那消失的牌樓——我看見了風波亭的倒影。
正統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騎兵在土木堡（今官廳水庫地區）大敗明軍，俘虜了禦駕親征的英宗（北宋欽、徽二帝的替身）。後以英宗為人質，兵臨北京城下，逼迫守軍開門迎接“聖駕”。群龍無首，明之朝臣人心渙散，甚至主張避敵逃亡，遷都南京。兵部侍郎於謙挺身而出：“京師天下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並且拔刀出鞘：“倡議南遷者，當斬首！”他說服了皇太後，勸請英宗弟弟朱祁鈺繼皇帝位（即代宗），遙尊落入敵手的英宗為太上皇。此舉迫使瓦剌部死了挾持英宗騙占北京城這條心。
於謙升任兵部尚書，不甘困守，大力主戰，列陣於九門之外。他還親自披甲持刀，一馬當先衝出德勝門，與圍城者拚殺，並且指揮炮火擊斃數位敵酋。城關一帶的老百姓見這位父母官親臨前線，深受鼓舞，再不願躲在地窖裏了，爭相爬上屋頂，揭瓦片投擲慌不擇路的敵騎。
連婦女兒童也臨時組織成拉拉隊，齊聲呐喊助威……從草原襲來的騎士們哪見過這陣勢，頓時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
雖然北京衛戍部隊剛剛有數十萬兵馬覆滅於土木堡，但於謙集結餘勇，兼而發動群眾，硬是將瓦剌騎兵趕出塞外。在那段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日子裏，京師的軍民確實把這位臨陣不亂的“總司令”當作主心骨，甚至視為保護神。於謙救過北京城、救過明王朝一命。
英宗朱祁鎮成了“多餘的人”，被瓦剌部放回。在北京城的一座別墅（南宮）裏頤養天年。他這人打仗不靈，搞政變卻很有一套，於景泰八年（1457年）把病危的代宗趕下台（降為成王），奪回了令其念念不忘的龍椅，改元天順。
“南宮複辟”後，一朝天子一朝臣，立有北京保衛戰之功勳的於謙卻麵臨滅頂之災。英宗挺記仇的。他記住了自己被挾持為人質立於城下時，是於謙拒開城門的；也正是這個於謙，扶助朱祁鈺為新主，而使自己人走茶涼。新賬老賬一起算，捏造了於謙“意欲迎立外藩”的“謀逆罪”，於天順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操刀問斬。“公被刑之日，陰霾翳天，京郊婦孺，無不灑泣。”仿佛老天爺也在替於謙鳴不平。至於劫後餘生的京城百姓，更感激其救助恩情，夾道哭送。那是北京淚水流得最多的一個日子——估計皇帝駕崩，亦不過如此吧。更重要的：這淚水皆是自發地流出的，是一場心雨。甚至還有人自遠郊趕赴西市，僅僅為了最後看於謙一眼，僅僅為了哭一場。他們冒險在刑場灑祭酒，燒紙錢，大放悲聲。
不知道於謙看見這“行路嗟歎、天下冤之”的場麵是什麼心情。他是否也哭了？為百姓哭，為自己哭，還是為昏庸的皇帝哭？哭吧哭吧，哭出來舒服一些。代替嶽飛哭，代替文天祥哭，代替方孝孺哭。
查抄於謙私宅，讓製造冤獄者大失所望。別說謀逆的罪證根本不存在，連值點錢的家具或器物都沒有。居室甚至不曾好好地裝修，徒窮四壁。兩袖清風的一代高官，留下的惟一遺產，就是堆滿床頭案幾的經史與兵書。而他讀這些書的目的，是為了報國的。這一回，連奉命搜查的“秘密警察”（錦衣衛）都哭了。
後來，明憲宗平反了這樁冤假錯案，為九泉之下的於謙昭雪，將其故居改為“忠節祠”。
而今“忠節祠”已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比於謙更冤的是袁崇煥。他在西市被淩遲處死，不僅無人哭送，而且遭到痛罵。磔刑照例應剮三千六百刀，皮肉寸斷。當這一代名將被千刀萬剮時，心靈肯定比肉體還要痛苦，晃動在他眼前的是一張張憤怒的麵孔。市民們不明真相，視之為通敵賣國的“漢奸”，爭相掏腰包買其肉而食之，以解心頭之恨：“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啖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明季北略》）
天啟六年（1626年），鎮守寧遠城的薊遼總督袁崇煥以弱勝強，擊破兵力上占絕對優勢的後金大軍，取得“寧遠大捷”。正是在這次戰役中，努爾哈赤中炮受傷，不久後死去。其子皇太極時刻銘記著這“殺父之仇”。
三年後，皇太極繞開袁崇煥重兵駐紮的防區，由喜峰口突破長城，包圍了北京城。袁崇煥風雨兼程自山海關外趕回增援，護駕勤王。又一輪北京保衛戰打響了（與於謙指揮的那一次相隔約一百八十年），主角已是袁總督——此時他也像於謙一樣，在戰亂中升任兵部尚書。
袁崇煥率領的九千騎士，在長途跋涉之後，顧不上休息，直奔皇太極督戰主攻的廣渠門，與數倍於己的八旗軍展開決鬥。這一場刀槍交錯的近距離混戰，整整持續了一個白晝。袁將軍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輕傷不下火線，縱橫馳騁，窮追皇太極之寶帳而不舍，如蒼鷹撲兔，有常山趙子龍之風！“兩肋中箭如蝟，賴有重甲不透。”一尊怒發衝冠的戰神，出現在廣渠門外，嚇得八旗軍紛紛閃避。
袁崇煥，真乃敢死隊員中的敢死隊員——主帥能如此，還怕麾下的士兵不賣力嗎？廣渠門大捷，完全是憑勇氣取勝的。另兩處戰場（德勝門與永定門），八旗軍同樣兵敗如山倒。
皇太極終於意識到：有袁崇煥這個死對頭在場，絕對啃不動北京城這個硬核桃，隻好灰溜溜地撤回老家。
強攻不行，隻能智取。皇太極設“反間計”，故意讓戰俘在放歸前竊聽到袁崇煥與後金有密約的假情報。崇禎居然鑽進了圈套，將自己的良將拉下戰馬，輕易地定罪：“袁崇煥以複遼自任，功在五年，朕是以遣員湊，無請不發。不意專事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入犯，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散遣。乃敵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僧入軍中，堅請入城。敕法司定罪，依律，家屬十六歲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配，朕今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釋放不問，崇煥本犯置極刑。”
皇太極“借刀殺人”成功了。昏君崇禎將己方的一杆戰旗給連根拔掉。
袁崇煥死得太慘了。“時百姓怨恨，爭啖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比身碎千段更痛苦的，乃是忠臣蒙冤的心。他恐怕以為置身於噩夢之中：這就是我苦苦捍衛的城市嗎？這就是我拚死保護的人民嗎？滿腔熱血，沒能流在殺敵的戰場上，而流在自家的刑場上！
皇帝犯了一個錯誤？百姓犯了一個錯誤？曆史犯了一個錯誤！
當然，曆史同樣也是受害者：袁崇煥的傷口乃曆史的傷口，一直疼痛到今天，還會疼痛到永遠。
明王朝最終葬送在崇禎自己手裏。清廷移鼎北京，修明史，總算公布了內幕（把“絕密檔案”給曝光了）。北京的民眾才醒悟過來，意識到自己摧殘了自己的保護神，追悔莫及。
清亡後，立即有人在離袁崇煥舊戰場不遠的地方——廣渠門內龍潭湖西側集資修造“袁督師廟”。既然是廟，可見市民確實把袁將軍奉若神明。
袁崇煥死後，眾叛親離，無人收屍。多虧他手下的一位佘姓親兵，堅信自己的“老領導”非壞人，趁天黑將其殘屍（實際上隻剩一副骨架子）從西四牌樓背回自家的院落，加以掩埋。此舉在當時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純屬民間行為的“袁崇煥將軍之墓”在北京城裏秘密地紮根了。忠實的親兵在將軍的墓前一如既往地守護著——仿佛將軍還活著，正酣睡於營帳。他臨死前又把這項任務托付給子孫：永遠給袁將軍守靈！代代相傳。佘姓親兵的後裔們，即是遵循祖先的遺訓，更是出於對英雄的敬仰，一直不曾搬家、不敢賣掉祖傳的私宅——後園裏種植著一棵不斷擴充著年輪的精神之樹！
這一家人，一直在原地守候著。這一家人，替一城之百姓做著懺悔的事情。
強將手下無弱兵。袁將軍自然偉大，這一家人也不簡單——他們是自發組成的衛兵，永遠的衛兵。
三百多年過去，院子還是那個院子，墳墓還是那個墳墓——可守墓人已傳至第十七代了。
電視台采訪了第十七代守墓人——一位叫佘樹芝的老太太。她說這麼些年來，經常有知情者慕名前來敲她家的院門，給袁將軍上墳。主人總是熱情招待，引領來賓去後園祭奠那位著名的死者。隨著鏡頭，我看見了袁崇煥之墓——已用混凝土澆鑄（如同堡壘），並且立有大理石墓碑。庭院打掃得很幹淨，可見主人很盡心盡職。
由於袁崇煥之墓、祠已列為供遊客參觀的文物保護單位，守墓人家族將移遷新居。佘樹芝老人在墓前鞠躬、痛哭，跟祖祖輩輩生死相守的袁將軍告別。
袁將軍若活著的話，應該給自己世代相傳的衛兵授勳。或者說，我們這座城市，應該給這有良知的一家人記功。一個平凡的家族（絕對屬於“老北京”了），總算為曆史犯下的錯誤做出了一定的補救。我視之為人民的代表，從精神上對冤死的英雄進行著永遠的補償。
在明朝以前，元朝，北京（時稱大都）的刑場在柴市口（今東城區交道口）。
說起來，我知道柴市口，還是因為文天祥——這位寫有《正氣歌》的南宋狀元宰相，正是在柴市口，實現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最高理想。
文天祥戰敗後，經過“零丁洋”而被押赴大都兵馬司獄中。元世祖忽必烈看重這個人才，讓被俘的亡國之君恭帝出麵當說客，希望文天祥遵君臣之道而投降。文天祥一見恭帝即淚如雨下，邊哭邊說：聖駕請回，聖駕請回！很藝術地處理了難題——既給了恭帝麵子，又保持了自己的氣節。
“君恩”不靈，便動用親情。唆使文天祥淪落樂坊與妓院的寵妾及寶貝女兒，乞求其救助。文天祥肝膽欲裂，仍硬起心腸給“掌上明珠”回信：“阿爹救不得。”
最後，戰無不克的忽必烈隻好親自出馬，勸說這位文人：“我很欽佩你的忠烈。但你們的皇帝都歸順我了，你也不妨做我的丞相。我不會虧待你的。”文天祥不屑一顧：“我是大宋的宰相，哪能再為另一個朝廷服務！”忽必烈覺得還有商量的餘地：“當兩朝宰相或許有違你的觀念，那麼可否主管樞密院？照樣能為老百姓做些實事嘛！”文天祥昂首回答：“一死之外，別無所求！”
黔驢技窮，忽必烈下令對文天祥執行斬刑。
那是至元十九年（1283年）發生的事情。當囚車駛往柴市口，老百姓紛紛趕來為忠貞不屈的文丞相送行，僅刑場周圍就集合了一萬餘人。行刑官怕市民造反，鑼鼓開通時一再宣稱：“皇上有旨，隻要文丞相肯降，立即收回成命，榮任本朝宰相！”文天祥戴著鐐銬，神色坦然地來到刑場上，他問旁邊的百姓哪一麵是南方，百姓指給他看了。文天祥恭恭敬敬地朝著正南方拜了幾拜，然後從容就義，時年四十七歲。（引自方彪著《北京簡史》）
文天祥的碧血，拋灑在柴市口。文天祥的丹心，跳動在史書裏。
清朝取代明朝後，將殺伐的刑場，由西四牌樓轉移至宣武門外的菜市口。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菜市口被殺害的。譚嗣同走下囚車時曾質問監斬官：“革新變法有何罪過？為什麼不審而斬？”監斬官無言以對，隻是投去殺頭的令箭，讓劊子手持刀上前。譚嗣同的頭在被砍下前，還在高呼口號：“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光緒皇帝主張變法革新，下詔令譚嗣同從速進京引見，參與新政。賜譚嗣同軍機章京“四品卿銜”。他下榻在城南北半截胡同的瀏陽會館，“然而他不坐轎子，總是步行穿過宣武門，到紫禁城去。他的任務是拆看各省的奏章和上疏，擇善而從，批駁守舊。”（農偉雄語）變法失敗後，他本有機會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逃離北京、流亡海外的（某國使館的外交官數次登門請其“政治避難”）。然而他認定“中國的新舊兩黨非鬧得流血遍地，國家才有希望”，故有以血自薦軒轅之誌：“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倡也。有之，請自嗣同起！”
譚嗣同等六君子，使北京的菜市口也出名了。
《昆明湖：耶律楚材與乾隆》
昆明湖早先叫西湖的。跟杭州那座流淌著西施的眼淚的湖泊同名。大概因為它位於古城的西北郊，加上與屏風般的西山相連。中國許多地方，都有俗稱西湖的水潭——起這樣的名字較省事，也親切。譬如雷州半島的海康城西，原有羅湖，蘇軾被流放到嶺南時，曾與其弟蘇轍在此日夜泛舟，當地人乃將羅湖易名為西湖，並模仿著修築了蘇堤與白堤。連縣太爺也寫詩紀念這位偉大的過客：“萬裏宦遊來海國，一般鄉景似杭州。”不管怎麼說，是蘇軾最早把西湖比作西子的。在這方麵，揚州做得尤其聰明，在本地的西湖前加了個“瘦”字，以示區別。瘦西湖，瘦西湖，“減肥”之後，顯得更楚楚動人了。
北京的這一座西湖，既不胖又不瘦，很本色。雖然蘇軾不曾來過這裏，但另一位大學者，耶律楚材，卻看中它了，以此為葬身之地。今天的萬壽山，當時叫甕山，因而昆明湖又叫甕山泊。耶律楚材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九世孫，帝王之後，又曾任金朝國史院編修及尚書右丞。成吉思汗攻破金中都，首先想到了他，下詔書令其從軍參政，並為之起了個“美髯公”的外號。這一代天驕曾指著“美髯公”告訴其子窩闊台（後來的元太宗）：“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耶律楚材為元朝服務數十年，有一半時間擔任著中書令（丞相）之要職。他雖為契丹族人，卻是土生土長的“老北京”，晚年自號玉泉老人；隨蒙古鐵騎南征北伐途中，時常懷念故鄉山水，寫下“歸隱西山五畝宮”等詩句。當公元1244年病逝於蒙古高原，遺囑以馬革裹屍運回燕京，埋葬在玉泉山下甕山泊之濱。十餘年後，元世祖忽必烈特意為其重修陵墓，建廟立像，隆重悼念這位開國元老。據說其時甕山泊周圍原來很荒涼，蘆葦遮天，自從東岸增加了這處人文景觀後，才變得熱鬧了。常有高官顯貴、文豪墨客前來憑吊。
耶律楚材不僅會搞政治，還精通儒學和佛經，乃至辭賦。譬如他題詠玉泉山上著名的華嚴洞，剛柔並濟，很有點蘇東坡感歎“大江東去”的味道：“花界傾頹事已遷，浩歌延望意茫然。江山王氣空千劫，桃李春風又一年。”“山橫翠嶂架寒煙，野春平碧怨啼鵲。不知何限人間夢，並觸沉思到酒邊。”
一朝天子一朝臣，明軍攻占元大都，耶律楚材墓難免受到衝擊，墳頭被夷為平地，祠堂也焚之一炬。若幹年後，沈德符記述：某貴族在西山蓋房，挖地基時觸及一古塚，掀開棺蓋，見死者之頭顱骨比常人大許多，又獲石碑，方知此地埋著的是耶律楚材。看來玉泉老人不僅胡子長得美，腦袋也要大一號。不愧為智者也。王崇簡於明崇禎九年（1636年）曾來此探訪：“甕山山下東南數十步有元耶律丞相墓……祠宇傾頹，尚存公及夫人二石像端坐荒陌。少前，二翁仲，一首毀，相傳居人夜見有光，疑其怪而鑿也。後一高阜，則公墓雲。”清康熙戊申（1668年）又策馬重遊，但見“斷壟漸平，耕者及其址，石像僅存下體，餘皆蕩然。三十餘年來，問之土人，鮮知為公墓者。墓西去半裏，圓靜寺僧猶能言其處。嗟夫！石像何患於人？去之者以其妨耕也。念此十笏殘基，再數年皆麥畝黍穗矣。”他很有點替黃泉之下的耶律楚材打抱不平的意思，借詩抒懷：“丞相遺墳知己稀，荒岡不似舊崔巍。空餘祠址藏狐窟，無複苔紋繡石衣。耕叟驅牛依塚臥，東風流水落花飛。俯思一代名臣盛，徒有青山掛夕暉。”
今從頤和園東門，沿仁壽殿南側前行至昆明湖東岸、文昌閣以北，仍能找見庭院深深的耶律楚材祠——北屋內陳列數米高的紅土堆，即其遺塚。但已是乾隆年間重修的。乾隆造清漪園（頤和園之前身），在甕山之陽挖出耶律楚材棺木，“培土為山其上以藏之”。並加蓋祠堂三間，內供塑像及墓碑。乾隆對耶律楚材的評價頗高：“聞其為楚材之墓久矣，使閱時而湮滅無傳，豈所以褒賢勸忠之道哉？”他還親筆題詩：“曜質潛靈總幻觀，所嘉忠赤一心殫。無和幸免稱冥漠，有墓還同封比幹。窀穸即仍非改卜，堂基未沒為重完。擒文表德輝貞石，臣則千秋定不刊。”被成吉思汗倚為左膀右臂的耶律楚材，入土500年後，終於又贏得了一位隔世的知音——大清皇帝乾隆。
乾隆潑墨題詩，猶覺不過癮，還讓丞相汪由敦寫一篇《元臣耶律楚材墓碑記》。命題作文？“甕山之麓有元臣耶律楚材墓一區，歲久弗治，漸就蕪沒。會其地近別苑，所司將有所營建，上特命覆以屋三楹，俾勿壞，而敕臣由敦記之。臣謹按元史，楚材事太祖、太宗，曆三十餘年，時方草昧，一切定賦稅，分郡縣，籍戶口，別軍民，皆其所經理。嚐謂治弓尚須用弓匠，治天下安可不用天下匠？遇所不便於民，必力爭不少屈，至有厭其為百姓哭者。卒賴其規畫，法製粗立，民得寧息。故論有元一代名相，必以楚材為稱首。顧閱世久遠，逐漸湮沒，當日豐碑高塚已翳為荊蓁，幾莫有過而問焉者。王士禎裂帛湖詩已有‘誰吊湖邊耶律墳’之慨；而趙吉士寄園所記並雲‘遭掘於摸金之手’。則此荒壟之僅存，其不致蕩然磨滅盡也，難矣。乃一旦沐聖天子表彰培護，不唯不以在苑側為嫌，更為之界以垣墉，蓋以簷宇，較之貞瑉綽楔而愈垂不朽，斯豈楚材當日意計所能及哉？昔唐元和中因白居易一言而為魏征子弟贖賜第，史冊書之以為盛事。然此猶第加恩於本朝勳舊，而於前代無與也。我皇上乃施及於異代之臣，雖遠至四五百年，猶為之表遺墟而存故跡，褒忠崇德之聖心，誠有度越前古萬萬者，固不徒以澤及枯骨廣收恤之仁而已……”談性正濃的汪丞相還繼續由耶律楚材墓加以發揮：史書上都說耶律楚材精於法術、未卜先知，但他真的能預料到自己死後能獲此殊榮嗎？假如沒遇見眷懷聖哲的乾隆皇帝，他還不是早被人給遺忘了嗎？這既是楚材的幸運，又是天下所有人才的幸運。他的意思是：有了乾隆這位伯樂，古今中外的千裏馬都不用擔心被埋沒了。到底是禦用文人，真會歌功頌德，表麵上是在緬懷古人，卻沒忘記把當朝的“國家元首”也給大大地誇了一番。乾隆聽到了，一定很開心。
早在金章宗時，禦批的“燕京八景”，就包括“玉泉垂虹”（後被乾隆改作“玉泉趵突”）。耶律楚材是金朝遺臣，對作為西山支脈的玉泉山情有獨鍾，並且愛屋及烏，相中了玉泉山麓的甕山泊。他迷信風水，把甕山泊視為“寶地”，雖然當時此水並無富貴氣象，隻相當於荊釵布裙的村姑。但事實證明，他確實沒有看錯。
操勞了一生的耶律楚材，枕山醉臥、伴水長眠，終於可以無憂了。近半個世紀後，公元1292年，水利專家郭守敬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開辟水源以濟漕運，使京杭大運河直抵大都城下（積水潭）。為保障新開鑿的通惠河水流充足，特意引玉泉山諸泉及昌平白浮泉水彙積甕山泊內，再經長河（高粱河）注入積水潭。因而甕山泊帶有京郊第一大水庫的性質（猶如當代之十三陵水庫），甚至影響著南北的漕運。甕山泊之水，由大都西門水關流進積水潭，再向東南流入通州白河，流啊流，可以一直流到江南。從這個角度來看，北京的西湖（甕山泊），和杭州的西湖，還是有聯係的，首尾呼應，搖晃著大運河的繁華夢。
北京的西湖，沒有白堤與蘇堤，卻有一道長約10裏的西堤，自麥鍾橋始發，經龍王廟至甕山西麓為止。沿湖築堤設閘，本是為了蓄水並控製流速。可西堤也像白堤與蘇堤一樣成為聽浪觀景的最佳途徑，元大都的風流才子們吟詩紀念：“鳳城西去玉泉山，楊柳長堤馬上遊。”詩寫得雖不咋的，畢竟給後人提供了若幹信息：西堤較寬闊，有楊柳夾道，還可縱馬馳騁。到了明朝，此風更盛。“每年四月賞西湖景”，成了北京市民一大風俗。“京城男女老幼西郊踏青，出西直門，過高粱橋，經西堤而雲集西湖”（姚天新語），而堤上“茶篷酒肆，雜以妓樂，綠樹紅裙，人聲笙歌，如裝如應”。弘治七年（1494年），助聖夫人羅氏建圓靜寺於甕山，山上平添了佛國風光，香火旺盛。（很久以後，又有個叫慈禧的女人，借山勢修築了佛香閣）。萬曆年間，山腳下始有農民聚居：“甕山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枯槔鋤犁鹹置垣下，西湖當前，水田棋布，酷似江南風景。”有人考證：此村落位於今頤和園樂壽堂附近，村左為耶律楚材墓，村右為甕山圓靜寺。
乾隆是個大孝子，選擇甕山泊修造清漪園，為母親祝壽。他還將甕山改稱萬壽山，西湖改稱昆明湖，以烘托喜慶氣氛。湖中最小的人造島鳳凰墩（麵積僅百餘平方米），係根據無錫惠山腳下大運河中的小島黃埠墩“克隆”的，是其孝敬給母親的禮物：“乾隆皇帝奉母下江南，路至黃埠墩時，因母偶感小恙停留憩息。其間，有當地寺廟裏的僧人供奉齋飯，祈禱平安。回京後，乾隆皇帝即在水波蕩漾的昆明湖中仿建了這座小島，取名鳳凰墩，以示懷念之情。爾後，又花費了大量精力裝點這座小島，使鳳凰墩成為昆明湖中著名的一景。”（翟小菊語）鳳凰墩上有供奉佛母神像的鳳凰樓，與南湖島上的龍王廟相映成趣，寄寓著“龍鳳呈祥”、“帝後並配”之美意。乾隆又想寫詩了：“諸墩學黃埠，上有鳳凰樓。一鏡中懸畫，四時長似秋。山容格外秀，波態度前浮。何事三山遠？還期羨遊。”1830年，因公主多於王子，迷信的道光帝怕陰盛陽衰，下了拆撤鳳凰樓的聖旨。“蓋雲龍為帝王之相，而鳳乃後妃之兆，故去之。”他希望此舉能改變大清帝國江河日下的尷尬局麵？真夠荒唐的。直到慈禧太後掌權，不僅花重金將清漪園改建為頤和園，還想在繡漪橋北湖內這荒涼已久的孤島上恢複鳳凰樓。她是個古老的女權主義者，早就期待著扭轉乾坤，形成“鳳在上、龍在下”的政治格局；如願以償之時，自然大力倡揚鳳凰的精神，以顯示後宮之力量。可惜，頤和園內需要“砸錢”的地方太多，很快就“超支”了，隻好象征性地在島上蓋了座簡陋的小亭子。不叫鳳凰樓，而叫鳳凰亭了。慈禧太後死去沒多久，不僅大清帝國崩潰了，而且鳳凰亭也應聲而倒。“鳳凰台上風凰遊，鳳去台空江自流。”本是李白於金陵懷古的詩句，借用過來形容昆明湖裏的鳳凰墩，也挺合適。鳳凰墩是鳳凰台的袖珍版，猶如微型小說。
話題再回到乾隆那兒。乾隆不僅給西湖改名，還動真格的，從水利建設方麵考慮，將水麵向東拓展，並鏟平西堤的北段，但保留了“舊有龍神祠”（這使龍王廟所處的堤壩成為南湖島）。姚天新先生說：“昆明湖建成後，乾隆皇帝在湖中仿杭州西湖蘇堤建築了一條貫穿南北的長堤，取名為西堤，並將原有西堤修整後改名為東堤。為記其沿革，乾隆皇帝在東堤岸邊上建立了一座鐫有‘西堤此日是東堤’詩句的昆侖石碑。從此，這條元明時期京城西北郊著名的‘西湖景堤’因乾隆造園而堤改名亡了。”幸好，將西堤改叫東堤，不會鬧出把西施叫作東施（效顰的醜女）那麼大的誤會。如果說效顰的話，也是乾隆皇帝本人在效顰，讓昆明湖模仿杭州的西湖，讓昆明湖的西堤模仿西湖的蘇堤。好在模仿得還不算難看。比那位隻知道趕時髦、卻沒學會照照鏡子的東施，高明多了。到底是皇帝，有一顆愛美之心，而且做得很到位，表現得很恰當很得體。乾隆這位偉大的“美容師”，給西湖（甕山泊）做了“整容手術”，使之更漂亮、更有貴族氣息了。正是從這一天起，西湖成了禦苑裏的風景（猶如天然去雕飾的民女搖身變作穿金戴銀的公主），被高高的紅牆圍住，有勇猛的哨兵把守；普通老百姓，想看也看不到了，想看也不敢看了。“望西湖月半規”，“見西湖明如半月”——古書裏的有關記載，都已是傳說了。隻能聽一聽而已。
昆明湖雖好，卻被皇帝一個人所霸占了，圈為其私有財產。看來所有的皇帝，都很吝嗇於與別人分享自己莫大的幸福。
到了慈禧太後的時代，更是如此。女人若霸道起來，比男人還厲害。她把昆明湖當作自家的金魚池，以其為核心，蓋起了花園別墅（頤和園），恨不得天天住在裏麵。她唯我獨尊地在昆明湖泛龍舟、賞荷花、釣大魚，一點也不覺得孤獨？昆明湖，不覺得孤獨？所謂養在深宮人不識，即其命運也。它也快成白頭宮女了。
可以說直至大清王朝破產，中國的老百姓，才有權利、才有眼福一睹昆明湖之真麵目。
《納蘭性德的淥水亭》
自古以來，北京多帝王，卻少有大詩人。元大都的胡同裏，出過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但基本上都是寫散曲（近似於今之流行歌曲）的，帶有勾欄瓦舍的媚俗氣息，顯得不夠貴族。幸好，公元1655年，京西皂甲屯的明府花園，納蘭性德誕生了。他是權傾朝野的武英殿大學士明珠之長子。自小就養尊處優，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卻迥異於一般的八旗子弟，心性高傲，渴望成為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當然，最終也如願以償了。
納蘭性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滿洲正黃旗人。18歲中舉，22歲中進士，可謂少年得誌。正如他的師傅徐乾學（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所形容的：“從吾遊者亦眾矣，如容若之天姿之純粹，識見之高明、學問之淹通、才力之強敏，殆未有過之者也。”他的老爹明珠，是康熙皇帝的大紅人，獨攬朝政，氣勢熾烈。而他本人，參加進士考試時，中二甲第一名：“敘事析理，諳熟出老宿上，結字端勁，合古法，諸公嗟歎，天子用嘉”。康熙當即選其為禦前侍衛。“禦殿則在帝左右，扈從則給事起居……吟詠參謀，備受恩寵。”康熙頗好風雅，每有吟興，性德總能出口成章、隨聲唱和。君臣二人相處得很投機，也很有情調。康熙無論南巡北狩，譬如祭祀長白山、五台山、泰山，及遊覽蘇杭，都喜歡帶著性德在身邊，旅途上充滿詩情畫意。性德隨駕護航之餘，總能不失時機地奉上《駕幸五台山恭紀》、《塞外七夕》、《扈從聖駕祀東嶽禮成恭紀》、《秣棱懷古》、《江南雜詩》之類的詩詞，給皇上醒酒、提神、解悶，令龍顏大悅。性德的陪伴，使霸氣十足的康熙變得儒雅了好多，所謂近朱者赤也。
納蘭性德是北京城的李白，有清初第一大詞人及清代詞壇領袖之美譽。當年唐明皇召見李白，請其為楊貴妃寫幾首詩，李白提出的要求，是讓高力士（寵宦）替自己脫靴子。高力士隻好忍氣吞聲地照辦。納蘭性德縱然沒那麼大的架子，但文武百官，從此再也不敢小瞧詩人了。在皇帝麵前，獻一首詩，似乎比上多少稅還管用？“上（皇帝）有指揮，未嚐不在側……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湯泉及畿輔五台、口外盛京、烏剌，及登東嶽，幸闕裏，省江南，未嚐不從。先後賜金牌、彩緞，上尊禦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中歲萬壽節，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詩賜之。月餘令賦乾清門應製詩，譯禦製《鬆賦》，皆稱旨。於是外庭僉言，上知其有文武才，且遷擢矣。”當然，納蘭性德之進入文學史，並非僅僅因為沾了皇帝的光，還是要靠實力的。他二十幾歲就出書了：《側帽集》與《飲水詞》。後人精挑細選，得342首，以《納蘭詞》命名。即使在當時，也不乏文壇泰鬥給予高度評價。顧貞觀長歎：“容若詞一種淒婉處，令人不能卒讀”。聶先稱其“少工填詞，香豔中更覺清新，婉麗處又極俊逸。真所謂筆花四照，一字動移不得者也。”丁澎的讀後感：“讀之如名葩美錦，鬱然而新；又如太液波澄，明星皎潔。”至於陳維崧，更將其與李、李煜相提並論：“飲水詞哀感頑豔，得南唐二主之遺”。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此乃李白的精神。納蘭性德不可能達到如此純粹的地步，無法拒絕“皇恩浩蕩”，他還是捧著文房四寶上了天子的船。康熙愛讀性德的詩詞，經常賞賜給他金牌、佩刀、字帖等禮物，以充潤筆的稿酬？抑或鼓勵其多出歌功頌德的好作品？不管怎麼說，清代文壇，納蘭性德算是一個拿到了“金牌”的詩人。然而，後人並未將其視作“犬儒派”或禦用文人（像紀曉嵐那樣的），還因為他的大多數作品都是寫給自己的，情感真摯、心態善良、語言優美（“真善美”都占全了）。尤其他的愛情詩，纏綿悱惻，感人肺腑，並不比唐之李商隱、宋之柳永遜色多少。納蘭性德為皇帝寫過一些應試之作，但也僅僅逢場作戲而已，他更願意向自己的愛人（原配盧氏、繼室官氏）傾述相思之苦、之甜：“戲將蓮拋池裏，種出蓮花是並頭”，“偏是玉人憐雪藕，為他心裏一絲絲”……他後來悼念亡妻的一係列詞章，絕對是聲聲啼血、字字連心：“重尋碧落茫茫，料短發，朝來定有霜。便人間天上，塵緣未斷，春花秋月，觸緒還傷。欲結綢繆，翻驚搖落，兩處鴛鴦各自涼！真無奈，把聲聲簷雨，譜出回腸。”由此可見，納蘭性德的本性絕非官僚、財迷一類世俗小人，而是十足的情種。即使稱其為清代的李白稍欠恰當，他也算得上是中國的普希金，愛美人勝於愛江山。普希金不也是如此嘛，愛美人勝於愛沙皇。
納蘭性德是尊敬康熙大帝的。但僅僅是尊敬，並不眷戀。他的骨子裏，其實與視名利富貴如浮雲的李白不乏相似之處。李白的偉大不僅在於其詩篇，還在於其對五花馬、千金裘的貶斥（呼兒將出換美酒）。納蘭性德的內心，同樣是一個清新超拔的隱士，隻不過隱於市、隱於朝而已。並不見得就比隱於野、隱於山水來得容易。譬如當他頗受康熙青睞，成為禦前一等侍衛官，王公貴族們皆預料這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必將得到進一步重用，走上仕宦而致將相的光明途程：“納蘭性德在內心深處，卻與侍衛的上馬從征、殿前宿衛的生活很不協調，他既苦於天涯飄泊，也厭惡金階侍立。他鄙棄庸碌的生活，內心無比空虛，甚至想離開京師，放棄功名，到江南去過歸隱生活。”（引自張寶章、嚴寬《容若葬於皂甲屯》一文）時人謂之“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皇氣逼人的紫禁城，對於納蘭性德這樣的真名士來說，是一個束縛個性的大鳥籠子；縱然是以金絲銀線編製，同樣意味著對翅膀的限製。他尊重皇帝，但更熱愛自由。曾自稱“不是人間富貴花”，以示對功名利祿的超脫與淡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