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過：仁者，王道也。在他看來，仁是統治者最高境界的政治修為，戰無不勝的統治利器，是封建君主們都應該努力追求的終極目標，所謂“為人君，止於仁”。在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後，他的這套思想也成為所有皇帝的共識。所以，當某些大臣們拍皇帝馬屁時，總能聽到“仁君”之類的字眼。可惜的是，仁就像托福的滿分一樣，十分難得，以至於到宋朝之前，無論多麼自負、多美臭美的皇帝，都沒有一個人敢把自己的廟號定成“仁”。但是在宋朝時，卻出了一位宋仁宗，他的統治水平不僅達到了仁的境界，還贏得了國際社會和國內輿論的一致認可。即使多年後，野蠻的金國大軍公開盜毀北宋皇帝陵墓時，唯獨對他的陵墓表現出了文明，連一磚一瓦都未動。這一切，隻因為一個原因，宋仁宗是位厚道到家的皇帝。
曆史上有很多皇帝如劉備、康熙等等都以厚道出名，但我告訴你，這些人的厚道不過是一些政治表演而已。他們的厚道隻是出於政治需要，唯獨宋仁宗的厚道是出於人的本性，難能可貴的是他把這種本性和自己的待人接物統一起來，自始自終貫穿到了統治中去。
就拿我們剛直不阿的包拯包大人來說，他本人有著良好的二杆子精神，經常為了一件事向宋仁宗大盆大盆地潑口水，事情如果不按他的意思解決絕不罷休。而宋仁宗本人太厚道，每次不但不計較，還都成全了包二杆子的剛直不阿。譬如有一次，宋仁宗的一個寵妃想打打秋風，就跟他吹起了枕邊風，想要個工資高、福利好、正部級的烏紗帽給自己的伯父張堯佐戴戴。仁宗覺得這個要求不過分，就把相當於今天財政部長的三司使賞給張堯佐。三司使掌管國家經濟命脈，對於經常鬧財政危機的宋朝來說尤為重要，沒有相當的業務水平是萬萬不行的。張堯佐的能力碰巧很弱，不是理財的這塊料，委任狀剛下，就有很多大臣表示不滿，其中情緒最大的就是包拯。他可不管張堯佐是什麼皇帝寵妃的大爺，抬筆就寫了一份彈劾書，趕在張堯佐正式就職之前交給了皇帝。宋仁宗是個講理的人，看到包拯講的入情入理，就開始頭疼。一頭是自己的愛妃，身後有愛情撐腰，一頭是包二杆子，身後有公理撐腰，宋仁宗夾在中間難受了幾天，就給張堯佐的烏紗帽打了九折，讓他到地方上做節度使去。包二杆子依舊不滿意，因為按工資水平來講，宋朝的節度使待遇不比朝中的宰相差，其手裏又握有兵權，能力方麵的要求不比三司使低。抱拯這次沒寫奏章，直接在大殿之上就和宋仁宗理論起來。包拯做過禦史，靠的就是舌頭和筆杆子吃飯，爭論的時候舌頭比刀劍都犀利。而宋仁宗平時隻管蓋章，對大臣的意見說“yes”、“no”就行了。在這場朝議中，宋仁宗明顯的處於下風。而包拯當天超水平發揮，滿嘴的唾沫星子一波接著一波地濺到皇帝大人的臉上（不知有沒有口臭），肆無忌憚地冒犯“龍顏”。仁宗呢脾氣太好，抬起黃袍的袖子來擦擦臉，然後繼續聽。後來實在擦不過來了，就要起身離開，包二杆子上前一把拽住宋仁宗的袖子，讓這位堂堂的天子爺又乖乖回到了龍椅，直到把話聽完。最後宋仁宗拗不過包二杆子，隻好讓張堯佐原地踏步。他下朝後見到張妃，心有餘悸地說：“汝隻知要宣徽使、宣徽使（仁宗一激動把節度使錯說成了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禦史乎？”這件事後，張妃再也不敢伸手要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