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我一天很痛苦，賺了很多錢，大家別忘了，白天光學帶寬頻譜最豐富，包括聲音，你是最能夠去擁抱這個世界，去跟這個世界互動的，結果你白天的職業選擇變成了一個不情願的事情，隻是跟同學們比哪個同學月薪多少，那你何苦呢？
如果說我們白天做的事是我們喜歡的事，我們還沒花錢就已經快樂了，如果我賺了一點點錢，還能養活自己，晚上我還可以不用擔憂和憂鬱，那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成功。
這也是我跟所有朋友們分享的成功。我說我這個人一直很成功，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裏，我當工人的時候當藍領的時候我也很快樂，因為我消耗不了什麼。
成功隻有一個標準，就是自己的快樂。如果說你能一直快樂地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就是成功，沒有任何東西能超過這一點，因為我們最後生命的終點很快就能到來。
睡著了就一米寬，吃飽飯就一碗炸醬麵，但最重要的是，你跟什麼人相處，你跟什麼樣的世界打交道，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導致了我後來的職業選擇五花八門，我現在的生活方式是什麼呢？白天幹科技，晚上搞電影。昨天晚上我到上海的時候，淩晨的零點剛好是《後會無期》下線，明天我又要趕到天津，晚上吃李玉導演《萬物生長》的開機飯。
就這樣，一件事接一件事，切換速度太快了。為什麼呢？因為愛好太多，因為舍不得時間被拿去浪費，我發起參股的有二十多個公司，其中跟電影相關的有五個，還加上一個航拍公司。
我一個人為什麼能摻和這麼多事兒呢？其實不是我想做多大的企業，我就是喜歡人，我一看這群人好玩，走，咱一塊攢一個事兒，就玩去了，然後又攢一個。我賺的所有的錢拿來幹嘛，就是跟所有朋友一塊兒玩兒，那錢帶不走，沒有任何意義。錢就是拿來買快樂的。
所以我其實是一個特別特別惜命的人。惜命到什麼程度呢，舍不得睡覺，每天做很多很多的事兒，其實都是因為貪玩兒。由於貪玩兒，結果讓自己的生活特別占便宜，所以我一直跟朋友們講，我真是占了大便宜，我至少活了兩條命。
我們在職業選擇，在自己的生活道路選擇的時候，一定要隨自己的心願。大家一定要把這個賬算清楚，有時候經常我們大家算錯了，就是不是拿那個數字去算賬，是拿內心的感受去算賬，因為我們投入的，是隻有一次的命。
《後會無期》其中一個執行製片人楊菲菲，是我的朋友的女兒，從英國留學回來在中信銀行，幹了五六年幹到中級管理了。有一天我想培養個執行製片人，我給菲菲打了個電話，問她還喜歡電影嗎，她說挺喜歡的，過來跟我聊了45分鍾，回去把工作辭了，薪水比原來還低。為什麼？因為這個快樂更多，銀行上班多無聊，朝九晚五、重複性的工作。
1978年我讀完大學以後，1982年來到北京當時很牛逼的一個研究院，核工業部的第三研究所，我隻待了兩年，就覺得夠了。
我經常把工作說要就不要了。不是說未來一定會更好，是今天的工作我已經膩了，我已經看清楚我未來能走到哪裏，覺得無聊，立刻就不想幹了，就跑外企去了。
一進外企，我也跟我老板講好，我隻幹兩年，幹完兩年我去美國留學。1987年我跑到美國留學，讀完書以後在一個集團公司又工作了兩年，而且是在美國就業市場最差的時候，我把我為一汽集團做的亞洲市場銷售經理的職務咣嘰就給辭了，我老婆把我罵死了，周圍的人都罵我。我說，不需要別的理由，就因為我每天沒那麼快樂。
1992年，我回到中國開始創業。其實創業不是說我自己想當老板，想做多大的事兒，隻是因為我喜歡，我喜歡機械，喜歡電子，喜歡物理，喜歡數學，喜歡地球，喜歡海洋……全世界我找不到任何一個平台，說能夠讓我今天玩這個，明天玩這個，實在不行我自己搭一台子，就這麼著了。
那一年我還特別想去法國，我那會兒在美國工作嘛。我就琢磨，我不能光去法國玩兒啊，那我這工作怎麼辦啊，後來我就采取這個方式：我想去哪個國家經常玩兒，我就尋摸一個合作夥伴，跟那個國家建立個商業關係。
於是我就跑法國去了，後來我又跑意大利去了，後來又跑德國去了，後來跑英國去了，跑了無數國家。永遠把自己的職業跟自己的生活合成一體，也就是說每天你的職業其實是你的生活內容，這樣的話，不管賺了多少錢，我有理由跟自己說，我沒耽誤時間，我是來玩的。
我們公司來麵試的很多員工，我都跟他們聊一次天。前年我麵試一個科學院的研究生，跟我聊半天，最後我問他如果這個世界是完全自由給你選擇，你想幹嘛？他說，我想幹搖滾。
我說你選錯地方了，你別到我們這兒來。後來我建議他，我看你數學很好，電子也有背景，又那麼喜歡音樂，你去找個錄音棚做DJ，這樣你可以慢慢偷渡，可以滲透進去，沒準哪天你寫了一首歌，被哪個歌星聽到很好，一下你就出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