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術史研究有待加強
作為一代學術之新潮流的敦煌學，其興起的時間僅百年。敦煌學的研究又有其特殊性：1．藏經洞文獻發現於1900年，當時正值義和團運動興起、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中央政府自顧不暇之時；發現的地點在當時已屬十分偏遠、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的敦煌；發現者是愚昧狡黠的道士王圓籙。2．文獻流散的神秘性和廣泛性。敦煌文獻發現後，流散到了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因為向國外和國內私人的流散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其流散是隱蔽的，大部分都沒有公開的記載。3．流散與研究分合。有些是單純的流散，有些在流散中有記載、有研究，因此，流散與研究既不是統一的，又無法將其截然分開。4．收藏和研究的國際性。敦煌文獻流散收藏在十多個國家的幾十個圖書館和博物館中，有些還在私人手中。各收藏國在整理所藏敦煌文獻時，同時也就展開了研究。5．研究的困難。敦煌學包含的範圍十分廣泛，曆史、地理、宗教、藝術、語言、文學等等，被稱為中古時期的“百科全書”。僅就敦煌發現的文獻來說，總數達5萬多件，其中絕大部分是寫本。這些寫本文獻雖然主要是用漢文書寫的，但也有不少用藏文、梵文、回鶻文、於闐文、突厥文、粟特文等文字抄寫的。敦煌作為以佛教為主的寺院，文書的內容自然也以佛教文獻為多，此外還有道教、摩尼教等宗教典籍和有關祆教的記錄；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書；文學作品如詩、詞、曲、賦以及變文等；圖經、方誌、醫藥、曆書、社會經濟資料等也是應有盡有。這樣包羅萬象的資料，多民族的語言，甚至還有一些死文字（今天已不再使用的文字），其研究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不是一個人、一個單位、一個國家在較短的時間能夠解決的。
正是由於敦煌學本身的這些特殊性，不要說敦煌學的各方麵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就是關乎敦煌學學科形成的學術史，也還有許多問題至今並沒有搞清楚，有些問題也還沒有定論。正如榮新江教授所說：“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擁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敦煌學史，沒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敦煌學史，更沒有‘評判高下、辨別優劣’的敦煌學學術史”。
因此，不要說我們目前還沒有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敦煌學學術史，就是敦煌學學術史上的一些基本問題，都還有待於探討。如：
作為一門學科的敦煌學，究竟始於何時？至今仍紛爭不已。目前就有1900年、1904年、1907年和1909年等幾種說法。按照現有資料，我傾向於將1909年作為敦煌學的起始。這主要是因為：第一，任何一門學問都要有一定的資料。敦煌文書雖然早就發現，但在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展示之前，隻有個別學人見到過個別文書。第二，要有一定的研究規模。1909年前，雖然葉昌熾等人曾對敦煌文書有所關注，但引起學界的重視及有規模的研究還是從1909年開始的。第三，對繼續研究的引導。1909年伯希和與羅振玉等中國學者相遇後，羅振玉即根據從伯希和處抄錄的資料進行刊布，最早的就是發表在1909年9月25日出版的《東方雜誌》第6卷第10期上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緊接著在同年第6卷第11、12期上又發表了《莫高窟石室秘錄》，這就是第一批公開的敦煌文獻，隨後又有同年9月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跡錄》、同年11月羅振玉和蔣斧的《敦煌石室遺書》等第一批敦煌學研究著作的問世。
伯希和在北京時，接待的不單純是中國學者，當時在北京由日本人開辦的文求堂書店的主人田中慶太郎也曾訪問過伯希和，他在1909年11月1日出版的《燕塵》雜誌上，以《敦煌石室中的典籍》為題介紹拜訪伯希和的見聞，還全麵介紹了羅振玉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與此同時，羅振玉也將敦煌發現古代文書的信息，寫信告訴了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1909年11月12日，東京、大阪兩地出版的《東京朝日新聞》和《大阪朝日新聞》上，刊出了根據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寫成的《敦煌石室的發現物》，報道了敦煌的發現。由於東京、大阪兩地出版的《朝日新聞》讀者麵廣，所以此文在日本敦煌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影響。隨後內藤湖南又以《敦煌發掘的古書》為題，在1909年11月24—27日的《朝日新聞》（大阪）上作了連續報道，同年出版的《繪畫叢誌》也予以轉載，從而引發了日本的敦煌熱潮。所以不少學者認為，正是1909年開始的敦煌研究，逐漸形成了一門國際性的學問——敦煌學。
二、我們對敦煌文獻流散的詳情與細節還不十分清楚。如外國探險家獲取敦煌文物的過程還不清晰，有些甚至連基本情況都不知道。目前了解最多的還是斯坦因，國內已翻譯出版了他的《西域考古圖記》、《亞洲腹地》、《沙埋和闐廢墟記》、《沙埋契丹廢墟記》（中譯本為《斯坦因中國探險手記》）、《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等。但這僅僅是斯坦因公開發表的考古報告和遊記，有些秘密他沒有、也不會公開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