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宣宗君臣的不斷努力下，明廷還放棄了對安南的連年征戰，使得久經戰亂的明朝和安南都得到了穩定發展的環境；對蒙古實行安撫的政策，力主談判議和，這幾項對外的措施使明朝邊境安定下來，沒有再發生過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國內，宣宗愛惜民力，與民休息，重視農業，力勸農桑，鼓勵墾荒，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社會財富迅速積累起來；商品生產程度也大大提高，手工業得到發展，開辟了許多新的商路，國內外貿易都有所發展；生活的安定，吏治的清明，使農民起義也很少發生。
但是日久，君臣就陶醉在一片太平景象中，而沒有意識到盛世下存在的隱患。特別是宣宗這位年輕的天子有一種愛好就是鬥蟋蟀，當時被叫做促織，因此被稱為“促織天子”。宣宗對鬥蟋蟀後來已經達到了癡迷的程度，經常派宦官到各地去選取上好的蟋蟀，鬥蟋蟀也因此在全國風行起來，蟋蟀的價格扶搖直上。當時蘇州的蟋蟀品質特別好，宣宗特意敕令蘇州知府況鍾協助太監采辦一千隻蟋蟀。上命下達，就攤派到當地的百姓的頭上，弄得家家雞犬不寧。據說當地一個糧長用一匹馬換得了一隻好蟋蟀，準備獻給皇帝，不料妻妾在觀看時不小心讓蟋蟀跑掉了。妻妾自知闖禍自殺了，糧長見家破人亡自己也上吊了。清代的蒲鬆齡根據這個故事情節，寫成了《聊齋誌異》中著名的《促織》一文。
土木之變
明初專製主義集權的發展，使皇帝的權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但這也為大權旁落、政治腐敗埋下了禍根。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以及仁宗、宣宗都是很勤政的皇帝，在他們的親臨統治下，內閣大學士和司禮監太監隻是扮演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角色，而且內閣與宦官相互牽製，相輔為用。但到明中葉，英宗、景帝、憲宗、孝宗、武宗等長期不理朝政，於是宦官專政、閣臣紛爭交替出現，致使明朝的政治危機日益加深。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吸取了曆史上宦官專權引起國家混亂的教訓，規定宦官不得讀書識字，不得幹預政事，鐫刻一塊鐵牌放置在宮門，上書“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對宦官控製很嚴。成祖朱棣因奪帝位曾得助於宦官，特別信任身邊的宦官，在他遷都北京以後，就在東安門外設立“東廠”，讓親信太監做東廠提督，專門刺探大臣和百姓當中有沒有謀反嫌疑的人。到了明宣宗的時候，司禮監秉筆太監可以幫皇帝批閱奏章，這樣，秉筆太監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皇帝的代筆人和代言人，這就為後來宦官假借皇權、操縱政務提供了條件。
宦官專權，始於英宗時的王振。王振，蔚州（今河北蔚縣）人，年輕的時候讀過書，曾在縣裏當教官，後來因為犯罪，本來該充軍，正好遇到皇宮招太監，就趁機淨身進宮，為宮人們教書，因此被稱為“王先生”。後來，明宣宗派他侍奉太子朱祁鎮讀書，很快王振就升為司禮監太監。宣宗死後，剛滿九歲的太子朱祁鎮即位，即明英宗。英宗年幼，敬畏王振，仍稱呼他為“先生”。起先，太後對王振是心存戒備的，並且以他服侍皇帝，致使皇帝起居不規律為由想處死他，後來在英宗的請求下寬免了他。自此，王振處處小心謹慎，盡己之能表現忠心，博得了太後和受命輔政的“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溥三位內閣大臣）的信任。當太後和“三楊”相繼故去或離任後，王振終於趁機把朝廷軍政大權抓在手裏。朝廷大員誰敢得罪王振，不是被撤職，就是被充軍。一些王公貴戚都討王振的好，稱呼他“翁父”，盡顯諂媚醜態。
這個時候，我國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強大起來，統一蒙古諸部，其首領也先企圖恢複大元天下。正統十四年（1449），也先派遣兩千使節向明朝政府進獻馬匹，但他謊稱有三千人，以多領賞賜。瓦剌貢使冒領賞賜，原是習以為常的事，王振本來就與瓦剌勾結，每年都接受也先的賄賂，對瓦剌貢使的冒領都加以庇護。但這次王振讓禮部按實際人數給予賞賜，還削減了五分之四的馬價。也先得報後勃然大怒，率領各部，分兵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進攻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也先一路兵精將強，大同陷落，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