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裏希納？梅農是印度著名的左翼政治家，尼赫魯的得力助手，他始終反對國際事務中的帝國主義政策，他說：“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是一對雙胞胎。因此，帝國主義大國同時又是殖民主義國家，這決非偶然。當然，不是所有的殖民主義國家都是大國，但所有資本主義大國一定是或曾經是殖民主義國家。”［蘇］安？安？葛羅米柯著，《永誌不忘：葛羅米柯回憶錄》（下），伊吾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136頁。尼赫魯堅決反對安理會的這個決議，指責西方國家故意給印度製造麻煩，讓印度丟臉。克裏希納？梅農也認為，克什米爾問題已經和冷戰攪到一起，印度在這樁公案中無法取勝Quoted in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ume Three，1956-1964）， London: Jonathan Cope， 1984，
克什米爾問題曠日持久地得不到解決，它日益成為印巴兩個民族記憶的一部分。利雅茲說：“到1958年，在印度公眾的感覺中，克什米爾逐步變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魯不再有在被認為是印度對克什米爾擁有‘主權’的東西的談判中作出讓步的權威了。……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排除了任何對巴基斯坦讓步的可能。”Gowher Rizvi， South Asia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1993， p63
第二節中印戰爭與克什米爾
在中印關係惡化以前，中國政府對克什米爾問題一直堅持公正中立的態度，總的來說是持調解而不介入的立場，主張由克什米爾人民自己決定其歸屬問題，希望印巴兩國之間通過和平協商來克服分歧，解決這個曆史懸案，而不應引入外來幹涉耿飆，《耿飆回憶錄》（1949－1992年），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頁。印度和巴基斯坦多次要求中國在克什米爾問題上表態，麵對這種情形，中國政府也總是以勸善促和的精神來勸它們和平地解決該問題。1956年1月，周恩來在會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阿哈默德時反複說明，巴印是源出同一母體的姐妹國家，應為兩國人民的利益著想，友好相處，通過協商解決分歧，勿為外人利用而損害兩國團結，並指出這就是萬隆會議的精神。他強調，一是不應該采用戰爭的辦法來解決克什米爾爭端，這對印巴雙方都不利。
二是克什米爾問題應該由克什米爾人民自己決定，不應引入外力進行幹涉。三是巴印兩國最好坐下來，通過協商，加以解決。在這方麵，兩國政治家要起領導作用裴默農，《從中巴關係看周恩來爭取友好鄰邦的遠大謀略》，裴堅章主編，《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116頁。西方學者也認為，中國對克什米爾問題的立場與蘇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蘇聯在1955年讚同印度在該爭端上的立場Quoted in 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253。與蘇聯粗暴僵化的政策相比，中國對克什米爾爭端的態度顯得要委婉靈活得多。
一、“共同防禦”建議的碰壁
印度繼承了英印帝國的北部邊疆政策。蘭姆認為：“如果印度不能獲得英印帝國在北部邊疆的統治地區，那麼，與英印統治晚期的年月裏相比較，它將要花費大得多的精力去關注拉達克北部的那些邊疆地帶。這就有充分的理由讓人相信，印度在1954年從地圖上兼並阿克賽欽，1959年官方公然歪曲1899年照會的含意，這些遲到的措施意味著印度要實現這項政策。”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75中印在邊界問題上存在嚴重爭議。從1950年到1958年，中印邊境大致是平靜的，印度雖然采取了一些損人利己的行為，但並沒有脫離和平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