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是當年明成祖朱棣奪取帝位,遷都北京之後,在方士的建議下,親自勘探的一塊“風水”寶地,是一個開創萬世基業的“樂土”。這裏環葬著明代13個皇帝的陵墓,是我國古代帝陵中保存比較完整的一處。十三陵自1409年開始營建,至1644年明朝滅亡,曆經200餘年,營造工程從未間斷,陵區麵積達40平方公裏,定陵是其中的一座。
如果說明成祖當年選中昌平天壽山作為自己的萬年壽宮是因為此地“風水”好,那麼在明朝中後期,水利失修的北京昌平地區不時受到洪水的威脅,為什麼明神宗的定陵還選擇在這一代建墓呢?
定陵地宮如此龐大,它依據什麼原理進行建造,又包含著什麼玄機呢?
曆史上明神宗以貪財而聞名,有人懷疑他將自己生平所聚斂的財富都帶入了地宮,但事實上地宮中大部分地方是空的,並沒有人們所想像的金山銀海,定陵是否已被盜墓賊洗劫一空?
神宗皇帝古怪的睡姿是下葬時有意為之,還是因混亂而無意造成的?
@@◆一份報告泄露天機
1955年10月4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的辦公桌上出現了一份剛剛送來的《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下麵署名的是6位赫赫有名的人物: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範文瀾和時任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的張蘇。習仲勳覺得事關重大,立即批轉給主管文化的陳毅副總理並呈報周恩來總理閱示。
消息傳開,立刻引起了有關人士的爭議。文化部文物局長鄭振鐸、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認為,當時中國的考古技術水平還難以承擔這樣大規模的發掘工作,出土文物在保存和複原方麵的技術也還未過關。主要發起人、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則表示讚成,並請郭沫若和鄧拓在中央領導人麵前多作宣傳。與此同時,鄭振鐸和吳晗也間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對發掘明長陵的不同觀點。爭論雙方最後都把希望寄托在周總理身上。五天之後,有消息傳來,周恩來總理已作出裁決並在報告上簽字,他的批示是四個字:“同意發掘。”
考古工作者在長陵的寶城、寶頂上上下下勘察三天,找不到半點可供考慮的線索,經過研究決定:長陵規模太大,先找一個較小的陵墓先行試掘,積累了經驗再動長陵。由於定陵的主人神宗皇帝是明朝統治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位48年,史料相對來說豐富些,另外,定陵營建年代較晚,地麵建築保存得比較完整,將來修複起來也較容易,因此定陵就注定要在考古學界引起轟動。定陵的開掘自1956年5月破土動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結束。曆時兩年零兩個月,以總計用工兩萬餘、耗資40餘萬元的代價,終於使這座深藏了368年的地下玄宮重見天日。1958年9月6日,新華通訊社向世界播發了新中國考古學家發掘了第一座皇陵的消息,這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震動。那麼神秘的定陵究竟是一副怎樣的模樣?這位玄宮的主人又是一位怎樣的人物呢?
@@◆明朝亡國的“奠基人”
定陵的主人是誰,在曆史上的地位如何呢?定陵的主人明神宗朱翊鈞,是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也是明朝極有爭議的一位皇帝。朱翊鈞於穆宗死後即位,在位48年,終年58歲,葬於定陵,在今北京市十三陵區。朱翊鈞自幼就聰慧過人,讀經史則過目不忘。6歲時,他見穆宗在宮內騎馬奔馳,便上前擋道諫阻說,父皇是天下之主,單身匹馬在宮中奔馳,倘若有一個疏忽,那可不得了。穆宗聽後深受感動,隨即立他為太子,自此更加喜愛這個孩子了。
隆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病逝於乾清宮,六月初十,年僅10歲的朱翊鈞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年號為“萬曆”。
明神宗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他在即位的前10年奮發圖強,在張居正的輔佐下,使明王朝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在江南地區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中間10年由勤變懶;最後近30年萬事不理。他始終掌握著朝政大權,在他的幾十年統治中,沒有出現大宦官專權的現象,這在明代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從這一點說,他絕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加上他沉溺酒色、財貨的病態心理,非但未能使明朝中興,相反卻把明朝推向絕境,因此後人評論:“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神宗病逝,葬在他生前耗銀八百萬兩修建的“壽宮”定陵。死後的廟號為神宗,史又稱萬曆皇帝。
定陵的發掘,解開了曆史學家的一些疑問,但這位生前做事異於常人、死後又備受人們非議的明朝皇帝,他本人及他的地宮留下的謎,始終在讓人們猜測。
@@◆不吉利的吉地
整個明代,從朱元璋開始就特別地講究“風水”,他的子孫當然也就發揚光大了這一傳統美德。隻是定陵在選址上,在當時看來就不是最好的地方,甚至引發了極大的爭議,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如今這塊地方。這本身就是一個令人費解之謎。
萬曆十一年正月的一天,神宗朱翊鈞對內閣大學士張四維等說,要去天壽山行春祭禮,並選擇壽宮。
閏二月,神宗親赴天壽山,又到東山口遊覽了聖跡亭,不久回到京城。神宗回京後,對欽天監提供的幾處吉地不甚滿意,八月,又令定國公徐文壁、大學士申時行、司禮監太監張宏同禮工二部官員再赴天壽山各處審視。視畢,徐、申二人認為,原擇各處吉地,石門溝山坐南朝北,方向不宜,且堂局狹窄,“似難取用”。形龍山主峰高聳,疊嶂層巒,上巒圓潤秀麗,水繞山脈動如蛇遊,錯落有致,形如出水蓮花,案似龍樓鳳閣,內外明堂開亮,左右輔弼森嚴。且龍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關闌,諸山皆拱,眾水來朝,誠為至尊至貴之地。大峪山主勢尊嚴,重重起伏,水星行龍,金星站穴,左右四輔,拱顧周旋,六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此二處“盡善盡美,毫無可議”。其餘諸處位次參差,砂水傾倒,委不堪用。因此建議:用形龍山,陵園方向取乙山辛向,略偏卯酉二分;用大峪山,取辛山乙向,略偏戌辰一分。大臣的意見隻能供皇帝參考。神宗於九月九日借秋祭之機,親赴陵域審視了形龍山、大峪山兩個地方,初步選定營陵地點為大峪山,但他還要請示母後最後定奪。萬曆十二年九月,神宗奉兩宮聖母之命,率後、妃秋祭山陵,陵祭事畢,來到九龍池、神仙洞、清涼洞等處遊覽。最後,神宗與兩宮聖母登望大峪山,決定就在該地建陵。當時的大峪山還叫小峪山,神宗命改稱為大峪山,與父陵後山同名。
十一月六日,陵寢破土動工。不料在開挖玄宮時,正當棺床的位置遇到了大如屏風的巨石。在我國古代的“風水”理論中,有“石山上穴”、“氣因土行”之說,所以,挖出水、石均非吉兆。於是引起了軒然大波。在前次的卜選中,梁子琦因不讚同形龍、大峪二處地方,而自己所卜之地又未能列入名次,遂上疏參論禮部尚書徐學謨與輔臣申時行。其他大臣也為此爭論不休,有主張改卜的,也有主張仍用大峪山,請勿改卜的。
神宗在這些玄而又玄的爭論中如墜煙霧,但又苦於沒有更佳的吉壤,隻好下詔說:我祖宗山陵既卜於天壽山,聖子神孫,千秋萬歲,皆當歸葬此山,哪裏有這麼多好的地方!我的主意已經定下來了。神宗嘴上這樣說,內心仍然滿腹狐疑。萬曆十三年閏九月,神宗再次率後妃來到陵地,仔細閱視了黃山寺一嶺、寶山、平崗地、大峪山等處,最終決定仍在大峪山建陵。那些反對在大峪山建陵的官員,有的被貶斥,有的被奪俸,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大峪山的陵工則在繼續進行。圍繞大峪山是否為吉地的爭論事實上也沒有停止,直到萬曆二十三年,定陵早已建成,誠意伯劉世廷仍上疏奏稱“大峪山壽宮龍穴非真”,隻是神宗未予理睬罷了。
明神宗為什麼選擇這樣一處在當時許多人看來不吉利的地方建陵?按照明神宗自己的說法是:祖宗山陵既卜於天壽山,聖子神孫,千秋萬歲,皆當歸葬此山。這種說法似乎是出於無奈之舉,因為昌平地區作為皇家陵區是明朝第二代皇帝永樂皇帝圈定的。但事實上,明朝自從明英宗的“土木堡之變”後,就一直受到外患的威脅,一直是采取守勢,長城以北的蒙古人不時地進犯明朝邊塞,就是當時的京師北京也不例外,在明世宗時兩次受到戰爭威脅,甚至不時有大臣提出遷都。在明中葉後,昌平還不時受到水患的侵襲,甚至發生了浸泡皇陵的現象。為什麼明神宗還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候選擇這裏?有人猜測說,明神宗頑固地堅持在這個大臣認為不好的地方建陵,是故意和群臣作對。神宗早期,正是張居正當政十年,國力有所增長,矛盾有所緩和,外患相對來說也還不太嚴重。張居正當政時對神宗管教比較嚴格,神宗也將張居正當做偶像。明神宗親政後,發現張居正也有貪財受賄之舉,心中崇高的偶像幻滅,按現在心理學來看,就產生了嚴重的逆反心理和報複心理,於是全麵否定張居正的政策。這時被張居正所壓製的小人就紛紛落井下石。但明神宗本身並不是傻子,而是一個極端聰明的人,他看穿了這班大臣居心叵測,覺得所有的大臣都是表麵正經,實際是一心謀私,沒有真正的愛國之人,也就是沒有對自己盡忠之人。極端的失望導致神宗走向極端,後30年,神宗基本上不上朝理事,就是這種極端失望心理的發泄。正是因為如此,在最初選址的時候,神宗可能是出於無奈,在其後神宗也覺得不適合,但是大臣提出的反對意見越多,他卻越是要堅持,這就是那種對大臣極端仇視的心理在作怪。但無論怎樣,在出現“重大”不吉利的現象後神宗仍選擇在大峪山建陵就成為了曆史之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