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琦見把洪厚德罵哭了，束手無措，她不知道怎樣安慰自己的丈夫，她把洪厚德的頭輕輕的放在自己的腿上，用手給他擦著眼淚，低下頭輕輕地吻著他的臉頰，柔聲地說：“厚德，對不起，都是我的錯。我不知道今天是怎麼了，脾氣特別的大，好像不罵你一頓，我今天晚上就無法睡覺，都是你兒子鬧得我——頭疼惡心，我的心像貓抓的似的，煩躁不安，脾氣大得想去撞頭，真的無法抑製我的情緒。
“厚德，對不起，我真不是有意的。都是你孩子鬧得，雖然孩子在我的肚子裏，但是你要一起和我承擔，隻要孩子鬧我，我就鬧你。你是男人，你是爸爸，你要有擔當，有海量，不能跟我和孩子一般見識。你們男人，不知道女人懷孕有多難受，什麼都不想吃，好不容易吃下一點東西，還都得吐出來，東西吐完了，就吐苦膽水，你知道那是一種啥滋味嗎？你們男人生孩子是在最快樂、最享受的時候孕育而成的，而女人要承受十月懷胎不適的漫長歲月，男人一輩子都不知道，一個女人是怎樣度過這個艱難困苦的十個月的。所以女人在這個時候發點脾氣，男人要謙讓，你要明白，你讓的不是我，是你的兒女，那有爸爸和兒女一般見識的，啊！”
洪厚德把頭從袁琦的腿上挪開，哽咽的說:“袁琦，不怨你，都是我不好，是我騙了你。你每次問到我是高中畢業，我笑而不答；你問我是初中畢業，我還是笑而不答。因為我是小學畢業，我沒法回答你，我也不想失去你。”袁琦不相信的反問道：“你是小學畢業？小學畢業當中學老師，這不是誤人子弟嗎？你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呀？”
洪厚德愧疚的看著袁琦，肯定的說：“我真是小學畢業。也許你不知道，一個曆史反*革命、右*派、地*主、資*本家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受到的是怎樣一種特殊的待遇。
“我們家祖上有地，有資產，在北京、上海，都有紗廠、糧店。我們祖上有家訓，有文化的男人，就經營工廠、糧店，沒有文化的男人就經營農田。我的父親有文化，就在北京、上海經營糧店，我的二爺在上海、北京經營紗廠，我的大爺在家裏經營農田。日本鬼子打進中國以後，每家都要有男人去當兵，我的父親就當了兵，考進了傅作義軍官學校。畢業以後，就當了國民黨的文官鄉長。那個時候，我的父親才26歲，也算是年輕有為。解放戰爭一打響，國民黨部隊摧枯拉朽、潰不成軍，傅作義起義後，我的父親不想再當兵了，沒有去領起義證書隨部隊南下，就私自回到老家，考上了教師，從此當上了孩子王。解放以後，一個一個的運動，我的爸爸每次都未能逃過，土改的時候我們家定為地主、資本家；四*清的時候我爸爸定為曆史反*革命，到監獄去服刑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爸爸又定了一個右*派；從此我們家地主、資*本家、反*革命、右*派四頂大帽子戴著。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抄家，把我們家蓋的被子都抄走了，大冬天的我們一家人鑽在一個破棉被子裏取暖，我的父親因為在監獄裏患了肺結核沒有得到及時醫治，回家以後經常咳嗽吐血，九死一生、苟延殘喘的活著。
“我的媽媽為了我上學的事，到處求人，我的兩個舅舅都是縣政府官員，他們在外麵有些人脈，我的二舅拜托教育局的吳局長，已經給我找好了上中學的學校，但是管我們片的文教組組長薛文才，到教育局舉報我上中學的事。因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富農的孩子隻能上初中，不能上高中；地主的孩子，隻能上小學，不能上初中；而我們家是地主、資本*家、反*革命、右*派四頂大帽子戴著，隻要有人舉報，誰還敢再為我這樣一個孩子說話。和我同齡的孩子，都上了中學，而我被迫當上了種大地的農民。我的媽媽，看我這樣小就得到地裏去幹活，很不甘心。
“我記得，在一個大地鋪上半尺多厚積雪的早晨，媽媽把我叫醒，她說今天下雪不用上班平整土地，要和我一起到文教組去求薛文才。聽我二舅說，隻要薛文才不再從中作梗，我還是有希望上中學的。我攙扶著媽媽，深一腳，淺一腳的在皚皚的白雪路上行走，褲腳裏灌滿了雪，雪融化在鞋殼裏，透心的涼，那個時候也沒有大衣，我的媽媽身上隻穿著棉襖棉褲，剛下過雪，路上還沒有人踩路，每走一步都特別的吃力，西北風像刀子似的旋刮起四周的白雪，摔打在我和媽媽的身上，雪片漫天的飛揚，我們走著的是頂風的路，隻好側著頭走路，才不被飛雪迷了眼睛。我看到媽媽的身上，頭上蓋滿了雪片，就像一個堆積的雪人。我們剛走出村邊沒多遠就成了雪人，全身幾乎都濕透了，文教組離我們家還有十多裏的路程，要是走到文教組，我們的身上還不得凍成冰棍。我勸媽媽，我們還是回家吧，不能上中學，就不上了。以前那麼多人，都沒有上中學，他們還不都活得好好的，這樣大的雪，要是走到文教組，把您弄病了，我就是能上中學，心裏也不安。我的媽媽說:如果能讓你上中學，我就是凍死路上也心甘情願。就這樣，我一路攙扶著媽媽，費盡了體力，到了中午，才走到文教組的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