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學術史引出的問題
胡適“是”還是“不是”全盤西化論者，成為一個長期爭論的問題。這裏，有非學術的因素在起作用。解放前，胡是名滿天下的士林領袖；解放後較長一段時期裏，胡是政治批判的靶子。因而，胡適主張受重視的程度，遠遠超過了陳序經等一派人。而恰恰全盤西化的主張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一直受到批評和譴責，甚至被視為洪水猛獸。論證胡適“是”者，是為了窮追猛打；論證胡適“不是”者，是為了替他開脫。理解胡適研究的學術史，首先需要理解這樣一種語境。
80年代以來，胡適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一些新的資料，如《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的出版、胡適檔案的整理出版、胡適往來書信和胡適全集等的編輯出版，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胡適與全盤西化這一課題的研究中，產生了較多的爭鳴。越來越多的論者對胡適是不是全盤西化派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事實上胡適不是全盤西化論者，或者“不是真正的全盤西化論者”；將胡適作為全盤西化派來進行批判，實際上是對胡適的一種誤解。有的論者提出，從文化改造的結果上說，胡適是道地的中西文化交融論者。兩者既矛盾又統一。關於胡適提出“全盤西化”的原因，一種觀點認為，胡適使用“全盤西化”隻是為了表明自己不是一個折衷派，而是西化派，是要表達“全力現代化”、“一心一意的現代化”之意。另一種觀點認為，胡適全盤西化的主張與其中西比較觀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邏輯聯係，反映出他整體上認同西方近代文明。而第三種觀點，即策略說，近年越來越多地得到讚同，他們認為胡適提出“全盤西化”是一種針對民族文化“惰性”的策略，以矯枉過正的手段，取折衷調和的結果，是針對當時本位文化論者的複古言論而發的。關於胡適文化觀的評價，有的論者雖不同意將胡適說成是全盤西化派，但也認為胡適的“全力西化”從根本上來說，不是對中國文化出路的正確選擇。還有一種觀點是兩點論，認為胡適的文化觀，既有進步的一麵，也有消極的一麵；既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意義和進取精神，又沒有認識到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是解決中國文化問題的根本途徑；既在客觀上推動我國文化發展，又在民眾中散步了崇洋及自卑思想。另一種新近觀點比較強調胡適文化觀的積極意義，指出胡適一貫明確地主張中西文化自由接觸、自由琢磨，從而使中國文化得到新生。人們對其“全盤西化”論的批判，其實都是針對於他的理性自責主義；“若不是不肯放棄偏見與成見的人，他對胡適的文化觀的現代意義就會有一個新的認識”。有論者提出，胡適“西化”主張，按基本精神說來，是有利於中國社會進步的；以“全盤西化”來指責胡適，很大程度上是文字遊戲。尋求胡適“全盤西化”主張的“真意義”，逐步成為考量的主要課題。
除上述幾方麵的學術爭鳴外，還有學者從不同角度發表了一些見解，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有所推動。如有論者探討了胡適全盤西化論的文化成因，指出其文化觀中的“反省、模仿、實證”三種因素導致了他的全盤西化思想。反省的極端性，全盤否定中國傳統；唯橫向的模仿觀，以近代西方文明為唯一模仿對象；用實證的“材料”觀來說明西方近代文化的科學性。這三條，是胡適走向全盤西化的主要甬道。有論者探討了胡適在文化論戰中對於西化與本位文化、文化選擇與科學方法、文化與創造、文化與民族意識這四個問題所持的態度，對胡適與本位文化派之間的對立進行了較有理論性的分析。
港台和海外對全盤西化思潮人物的專門研究，也主要集中於胡適。林毓生認為，胡適是“全盤反傳統主義”和“全盤西化”的代表，在胡適的意識中占統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盤西化主張為基礎的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這一主張直到晚年也沒有提出過有說服力的修正。這種一元式反傳統主義與一元式西化論對於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來說，是一種“缺失”。周明之的《胡適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一書將對胡適的文化觀、特別是他對傳統文化的態度的研究推入更為精致的境界。作者指出，胡適在總體上是反傳統的，但胡適對傳統的感覺又使得一切簡單的概念分類失去意義。在胡適的學術著作中，他努力提供一個公正和客觀的傳統的畫麵，而在他論辯的文章中，他又對傳統過於苛求和刻薄。如果將其歸於某一類別，就會把一個生活於不同的年代的複雜的人過分簡單化。王賡武把歐戰後中國知識分子對文明的態度分為三類。一類是回複傳統以抗拒蠻夷文明；二類是以變革和采用新觀念來擴展豐富中國文明，以達保衛中國文明之目的；他把胡適歸入第三類，“看到中國演進到一個新文明的階段”，胡適希望中國沿著他所謂“西方文明最偉大的精神遺產——民主的信仰”，來“點點滴滴”地產生新文明。J.B.格裏德對胡適的心態進行過深入的分析，他認為胡適主張的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僅僅是一種意在抵消文化保守主義的危險的策略，這一觀點對後來大陸學術界對胡適文化觀的分析產生了較大影響。
以上種種爭論，歸結起來，關鍵在於厘清以下幾個問題，即：胡適究竟有無全盤西化的主張？胡適全盤西化主張有無具體的針對性？它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有無關係？本節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胡適早期的全盤西化的思想言論進行更為詳細的爬梳，以期對這些問題提出一己之見。
二、胡適西化的一貫主張
（一）全盤西化的認定標準問題
1935年胡適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中，有如下兩段話：
我聯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討論這個文化問題時，因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點批評。那一年（一九二九）《中國基督教年鑒》（Christian Yearbook）請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題目是‘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我指出中國人對於這個問題，會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方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說，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裏隻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鑒出版後，潘光旦先生在《中國評論周報》裏寫了一篇英文書評，差不多全文是討論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裏用了兩個意義不全同的字，一個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譯為‘全盤西化’；一個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譯為‘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潘先生說，他可以完全讚成後麵那個字，而不能接受前麵那個字。這就是說，他可以讚成‘全力現代化’，而不能讚成‘全盤西化’”
這兩段話在研究胡適與全盤西化思想的關係時被廣泛地引用。因為這既然是胡適的自述，所以一般對胡適主張“全盤西化”論的認定，都是以此為據。潘光旦確實在這篇英文評論裏分別過這兩個概念，潘的原文是：
“讀者可能會在總體上被導向讚同胡適博士的結論，但必須指出，對西方文明的‘全盤’接受和‘全心全意地’接受——胡博士在其文章的前後兩部分中所使用的顯然指示同一態度的兩個修飾語——當然有所不同。有人可能半心半意地接受整個西方文明（讓文明融合的過程主要地自行發展，這正是評論者認為我們正在做的），也有人同樣可能全心全意地接受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全心全意地選擇采納雖然較難，可以有所成就。眼下的評論者就讚同後者的態度，並願意看到它日漸盛行。”
然而揆諸胡適在《中國基督教年鑒》China Christian Yearbook 上發表的原文，卻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事實：在胡適原文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潘光旦所指出和胡適自己所承認的“全盤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的字樣。
在胡適的原文裏，使用過以下概念：
“一心一意地接受”（accept wholeheartly或wholehearted acceptance）。胡適在文中說：“她（中國）可以一心一意地接受這個（西方）新文化”；“中國在這個現代世界中自我調整的失敗，僅僅是因為她的領導者未能采取對現代文明的唯一可行的態度，即：一心一意地接受的態度”；“在這篇文章（指《我們對手近代西洋文明的態度》——引者注）中，我的立場是中國必須一心一意地接受現代文明，特別是科學、技術和民主”；
“全盤接受”（wholesale acceptance）。文中說：“第二種態度，全盤接受”；
“盲目接受”（blind acceptance）。文中說：“我們被告知，中國已經發展了燦爛的文明，不能在對西方文明的盲目接受中丟棄”；
“無保留地接受”（unreservedly accept）。文中說：“日本無保留地接受了現代西方文明，因而成功地實現了她自身的文明的再生”。
但卻沒有使用過“全盤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由此看來，“全盤西化”一詞是潘光旦為了評論的方便，為胡適總結出來的，胡適認為這一名詞確也符合自己的思想主張，便加以認可。
是不是使用了“全盤西化”這樣一個字眼或許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然而這個事實在學術上卻提供了這樣一個啟示：對於一種思想主張的認定，不能完全從字麵的概念出發，重要的在於思想主張的實際內容。對胡適的全盤西化思想的認定，問題就在這裏。一般認為胡適“是”全盤西化論者的人，主要根據就是上述的胡適自述，以“全盤西化”字麵概念的出現為準繩，這固然沒有考察胡適思想的實際內容；而認為胡適“不是”全盤西化論者的人，所持理由多是胡適畢生致力於整理國故，對傳統文化有許多正麵的研究和總結，把全盤西化的主張和整理國故的學術實踐對立起來，這實際上對胡適思想內容的考察也不全麵。
關鍵在於，在中國文化發展路向的問題上，胡適作了怎樣的直接回答，這種回答是一時的主張還是一貫的主張，這種回答是否足以表明胡適在中西文化問題上的基本立場。而且，胡適的這種立場，對於全盤西化思潮，起到了一種什麼樣的實際影響。
（二）胡適對“全盤西化”的公開主張
1、留學時代對西方社會的傾慕
汪一駒注意到了胡適在美國的經曆對其將來的影響，在《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一書中寫道：
值得注意的是，胡在美國的經曆導致了他對西方文明的同情。胡終其生保持著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讚美。也因此他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位置，對中國人來說，他是一個有名望的西學學者；對西方人來說，他是新中國裏與西方人最一致者。他妥善地為自己預備了這個位置。甚至在美國求學時期，他就苦心建立與杜威、塔夫脫和其他名人的關係。
早在留學時期，對西方文明的直觀感受就為胡適日後的思想埋下了種因。胡適初到美國，就對美國社會傾慕不已，在致友人的信中明言：
“美國風俗極佳，此間夜不閉戶，道不拾遺，民無遊蕩，即一切遊戲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國之風，對此，真令人羨煞。”
這種經曆對日後的影響，胡適自己也預料到了，他在告別綺色佳（Ithaca）的時候，不禁感慨萬千，在日記中寫道：
“綺之溪壑師友，曆曆在心目中。此五年之歲月，在吾生為最有關係之時代，其間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結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閱曆，所求學問，皆吾所自為，與自外來之梓桑觀念不可同日而語，其影響於將來之行實，亦當較兒時閱曆更大。”
在美國生活和求學的幾年，對胡適一生的影響確實十分巨大。無論在政治、社會還是學術方麵，後來的胡適都明顯地打上了美國印記。在政治方麵，胡適在美國所接受的政治理念，為他後來成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想最有影響力的代言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甚至在具體的政治程序的訓練上，對胡適都帶來了終身之益。多少年後，胡適曾主持過一次南京政府考試院有關高普考的會議，胡適做主席時的老練程度，使一位曾擔任過民初老國會議員、自以為是唯一懂得議會程序的考試院元老為之“驚歎不置”。胡適將之歸功於留學時代“主持學生俱樂部和學生會會議時，使我對民主議會程序有所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