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在我的博士學位論文《20世紀30-40年代全盤西化思潮研究》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在中山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我選定這一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最為極端的激進思潮，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我的學位論文從選題、大綱，到初稿後的修改，都是在導師林家有教授的精心指導下完成的。在我的書櫃裏，保存著經林師親筆批改過的各種文章及本文的提綱。我不僅從中得到了知識上的指教，也時時感悟到一種學術的精神。而林師即使在休息日裏也在研究所不倦披覽的身影，更使我找不到任何可以使自己鬆懈的借口。
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勝粦教授在重病療養期間，仍然關心我的學業和論文的撰寫情況，不時地給我鼓勵，並提出寶貴的意見，今先生既歸道山，但其諄諄之情，令我永誌難忘。中山大學曆史係段雲章教授、李吉奎教授、桑兵教授、邱捷教授、餘定邦教授、吳義雄教授、程美寶教授都曾給予我寶貴的指點，解答了我在學業上的諸多疑難。胡守為教授為我解答了有關嶺南大學的一些問題；黃義祥教授為我解答了有關中山大學的一些問題。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龔書鐸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的劉學照教授、河北師範大學曆史係王宏斌教授、華南師範大學曆史係宋德華教授、左雙文教授、華南師範大學政法係陳金龍教授在論文和書稿的寫作過程中給予過寶貴的建議。廣東省檔案局的鄭澤隆主任、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書庫王祿斌先生、曆史係資料室黃永祥、蔣曉耘、何永傳、陳衛紅、以及校圖書館各位老師為我查閱資料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廣州市社科院的鍾卓安教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鄒小站博士、李細珠博士、上海社科院亞太研究中心的王建副研究員、中山大學曆史係的曹天忠副教授、龍波副教授為我提供了珍貴的資料。郭凡、胡波、郭華清、何文平、敖光旭、張太原等本專業的諸多同學和朋友與我時常進行學術討論，相互切磋砥礪，使我受益匪淺。
能夠完成本書，還得益於兩次重要的訪問機會。1999年初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作了一次短期的訪問研究，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各圖書館為博士學位論文收集了不少資料，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的陳學霖教授、梁元生教授、Stanley Vittoz副教授、鄒重華博士後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鄭會欣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的陳煥賢助理所長、香港大學曆史係的何慧博士為我在港期間的資料查閱工作提供了方便，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王汎森研究員提供了有關信息。2002年9月至2003年6月，我又成功申請到由香港亞洲基督教聯合董事會提供的資助，到香港浸會大學曆史係擔任訪問學人，有了更充裕的時間和更多的機會，在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學術機構，進一步查尋資料，開展學術交流，開拓學術視野。所收集的中、西、日文資料以千萬字計。在九個多月的訪問期間，需要特別感謝香港浸會大學曆史係的鮑紹霖教授、周佳榮教授、林啟彥教授、李金強教授、黃鄢梨教授、何劉詠聰教授，以及其他幾位同輩的同事。香港珠海書院文學院胡春惠院長、亞洲研究中心李穀城研究員、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楊聰榮博士對本人提供了各方麵的關懷和幫助。在香港期間，還有幸得到同時在香港訪問的複旦大學曆史係周振鶴教授、中國科學院科學史研究所韓琦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許紀霖教授的指點或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