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紅樓夢》問世以來，清朝至今的文人墨客們紛紛尋找現實生活中的“賈寶玉”。那麼，《紅樓夢》究竟是寫誰或誰家的事呢？有的人說“本事出曹使君家”——即寫曹雪芹家的事；有人說的是乾隆初年宰相傅恒家的事，等等。在社會上最流行的是：“納蘭性德家事說”、“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和曹雪芹“自敘說”。
據趙烈文《能靜居筆記》載，“納蘭性德說”出自乾隆皇帝，他曾於鹹豐年間謁見宋翔鳳時被告知：“曹雪芹《紅樓夢》，高廟末年，和涙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廟閱而然之，曰：‘此蓋為明珠家作也。’後遂以此書為珠遺事。”明珠即納蘭性德之父，高廟即乾隆帝。納蘭性德(1655～1685年)，字容若，清初著名詞人。清人張維屏在《國朝詩人征略》中說，納蘭性德才華橫溢，風流倜儻，“其詩善言情，又好言愁”，“《紅樓夢》所雲，乃其髻齡時事。”俞樾在《小浮梅閑話》中說，性德中舉時年15，與“書中所述頗合也”；寶玉痛悼黛玉，納蘭痛悼其妻；容若“披袈裟”，寶玉做和尚。因而他們認為納蘭性德即寶玉的原型。此說不見正史，別無旁證，難以為信。
“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出自王夢阮與沈瓶庵。他們在《紅樓夢索隱》中提出，《紅樓夢》是“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這個“故事”聽來十分離奇：董小宛嫁與如皋人冒辟疆，“雅相愛重”，清兵入關南下，被掠北去，“世祖(順治皇帝)納之宮中，寵為專房”，要立她為後，但皇太後“以妃出身賤，持不可”，小宛“不得誌，乃怏怏死”。世祖悲痛不已，遂“落發為僧，去之五台山不返”。這段“千古未有之奇事”，乃“《紅樓夢》之所由作也”。這裏，清世祖又成了賈寶玉的原型。其實，董鄂妃與董小宛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曆史人物，“故事”僅為民間傳說而已，故此說亦難以令人置信。
從20世紀20年代胡適提出著名的“自敘說”起，曹雪芹即賈寶玉的原型之說極為流行。胡適不讚成納蘭性德、清世祖為寶玉原型的說法，在《紅樓夢考證》中充分論述了其“自敘說”。“自敘說”原是紅學史上很早就有的話頭，清代江順怡《瀆紅樓夢雜記》所謂“其所謂之人皆閱曆之人，其所敘之事皆閱曆之事”，“自怨自艾，自懺自悔”，就是典型的例子。倘要追究這種評論發展的最早源頭，則脂硯齋評中所謂“實寫”，“有是事，有是人”，“實寫舊日往事”即是。胡適將曆史上的“自敘說”係統化了，他在《紅樓夢考證》中認為，《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書，是自敘：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故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地描寫他家由富貴變成貧窮的情形。”同時，胡適又用“自敘說”來批判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當時蔡元培先生推斷：賈寶玉即“指允脤(康熙帝太子，後被廢)”。胡適認為蔡的研究方法是“很牽強的附會”。但因胡適的方法也不那麼“科學”，所以蔡元培很不服氣，在《石頭記索隱》第6版《自序》中與之“商榷”說：“近讀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於‘附會的紅學’之中”，“我實不敢承認”，“書中既雲真事隱去，並非僅隱去姓名，則不得以書中所敘之事為真”，何以“使寶玉為作者自身之影子”？平心而論，兩者都各自抓住了對方的破綻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