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在位17年，主要任務自然是忙於統一戰爭和加強中央集權。但他並沒有忽視發展社會生產，而是把發展生產當作勵精圖治的一件大事來抓。從更深遠的意義上說，隻有生產發展了，統一戰爭和中央集權才有經濟基礎。宋太祖認為農桑之業乃衣食之源，所以每當春天播種之際，他均要告誡各地地方官勤勉於政，勸課農桑，並且形成製度，根據當時的曆史條件，宋太祖把發展生產的著眼點主要放在采取種種措施招撫流民、減輕農民負擔、開墾荒田以及興修水利上，並為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
五代以來，兵亂相繼，嚴重破壞了經濟生產。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北方是軍閥混戰廝殺的主要戰場，受到的破壞特別嚴重。屠殺人口、焚燒房屋、踐踏莊稼是一個普遍現象。有的軍閥甚至人為製造黃河決口事件，以水代兵，肆意殘害人口，損壞耕地和莊稼，致使千裏沃壤成為荒涼貧瘠之區。從關中到齊魯，從荊襄到黃河兩岸，土地荒蕪，人煙稀少。就連洛陽城也是“城邑殘破，戶不滿百”。直到宋初，京城開封周圍二十多個州，幅員數千裏，耕種的土地至多也隻有三分之一。南方各地戰禍相對而言少一些，可是處於各割據政權的統治之下，經不起苛賦和酷刑的重壓，離井背鄉的人也不在少數，曠閑荒蕪的土地也是舉目可見。
同曆代封建帝王一樣，趙匡胤在立國之初，對於前代興亡的經驗教訓，始終留意總結並加以吸取。“弭兵”雖難以做到，“重農”卻不能不加以考慮。因為這直接關係到新興政權的長治久安，在他在位期間，除了不斷用兵征服其它割據政權以實現統一之誌外，內部施政上，通過兵製、官製和稅製三個方麵的大力整頓以加強中央集權，改變分裂割據局麵，而且采取輕賦勸農、休養生息等辦法以穩定社會經濟，充實國家財力，借以清除和防止割據勢力的複辟及農民起義的反抗，是趙匡胤始終對持的基本國策，也是他定國理財的根本方針。
同以前和以後的封建帝國一樣，賦稅是帝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土地和人口是賦稅製度中兩個最基本的要素。
宋朝的賦稅製度，沿襲唐代後期和五代十國時期所實行的兩稅法。在中國土地製度史上，唐代以前，頒布過大量限製土地兼並的有關法令，以確保國家的賦稅收入不受影響。漢代有限田之令，晉代有占田之律，北魏大張旗鼓地實行均田之製，隋朝和唐初又進一步嚴格規定口分和永業之田。無論是占田還是均田，都以課稅對象的人丁為依據，如隋初實施均田時，土地授受以一夫一婦為單位，交納租課也是按一床計算。唐代均田製按丁授田，租調製相應按丁征課，表明土地和人口同賦稅製度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不過，以人丁為依據的賦稅製度到唐中葉以後逐步遭到破壞。到開元、天寶年間以後，法令廢弛，兼並之弊有逾西漢成、哀之間。特別是在安史之亂以後，各地有權勢者相率招收流亡，隱漏戶口，橫奪租賦，均田製瓦解了。以人丁為征課基礎的租庸調製也實行不下去了。歐陽修曾用“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並，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來形象揭示兩稅法產生的社會背景。
宋初對度田也是大刀闊斧地進行。在後周大規模度田後的第三年，趙匡胤即位後的次年就按照後周度田的辦法，在全國進行度田。趙匡胤還鑒於周朝度田官“多為民所訴”，而遭貶黜，所以提出此次度田要“精擇其人”。
趙匡胤宣稱此次度田的目的是“勤恤下民”，意在通過度田，均平田租，使豪族不致偷漏，百姓不致苛重，同時達到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目的。雖趙匡胤派出度田的常參官經過仔細挑選，可因涉及到利益問題，還是不斷有人逾規越矩受到懲處。
同變化了的賦稅製度相聯係，朝廷除要盡量準確地掌握各州縣的土地數量外，還格外留意土地是否荒蕪。對於無主荒地，趙匡胤采取鼓勵開墾的政策。公元966年閏八月平定後蜀後，他曾頒布一道詔令，對那些因各種原因逃家出走而後又回來認領田宅者，如已過15年，除本戶墳塋外，法律上不再予以認可和支持。同月，他又發布了一道麵向全國的類似詔令，規定：“自今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荒田者，並令隻納舊租，永不通檢。”這道詔令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檢田過程中由於“吏緣為奸，稅不均適”，而導致“百姓失業，田多荒蕪”采取的一種補救措施。由於百姓開墾的荒地自此不計入度田數額而增納新稅，因而新政策對於穩定和鼓勵農民發展生產的作用是明顯的。
趙匡胤關注農民，留意農事同他的艱苦經曆、現實要求和務實作風有密切的關係。即位之初的建隆元年，他就下令朝臣出外歸來之日，必須“具所見民間利病以聞”。以便從各個方麵了解和掌握下情。公元966年八月，在一次有宰相、樞密院使、開封尹和翰林學士等政要人物參加的宴會上，趙匡胤特地談到了他對農民問題的看法。他對趙普說：“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
在農村和農民問題上，流民問題極其引人注目。翻開中國曆史，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明顯的事實：曆代王朝無一例外地毀於流民之手。這些失去土地或不安分於土地的農民，這些反叛性、戰鬥性和破壞欲十分強烈的農民大軍一旦被組織起來與現政權對抗，這個政權事實上就會麵臨垮台而沒有任何挽回的餘地，從陳勝、吳廣到黃巢起義以及後來的李自成，都是這一理論成功的實踐者。幾千年來，曆朝統治者為約束農民設計了數不清方案，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他們牢牢禁錮在土地上，或者通過官方設定的通道以平息和淡化他們的反抗意識。當然，采取的方案，也依統治者的意誌和需要有寬厚和苛嚴之分。趙匡胤采取的辦法，則是兼收並蓄、標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