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世宗柴榮身上，宋太祖看到：想當一個好皇帝，僅憑自己的辛勞是遠遠不夠的，還要發揮其他人的積極性，共同努力，才能治理好國家。
周世宗是曆代帝王中比較有思想的一位政治家。他在即位第二年，便下令朝中諸官員，每人寫一篇《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和《平邊策》，從百官的建議中尋找治理和統一國家的良方妙策。對內，周世宗繼續推進並深化周太祖實行的改革，修明內政，改革軍隊；對外，致力於統一大業，數次禦駕親征以鼓舞士氣。但是，周世宗的缺點也同樣明顯，就是事無巨細，太多親自過問，對於百官不太信任。這樣一來，勢必牽扯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時間一長，身體便吃不消了。終於，在他39歲那年，便因操勞過度而撒手西去，將江山事業留給年僅7歲的兒子柴宗訓，統一全國的願望最終也沒有能夠實現。
宋太祖即位後，他吸取周世宗的教訓，重用一批文臣武將，將自己肩上的擔子與他們分擔，大大減輕了自己的壓力。雖然宋太祖也有疑心，唯恐手下的文臣武將權力過大而威脅到他的皇位，但他深信，隻要控製得好，便不會發生這種情況。而且，如果沒有一批能幹的文臣武將為自己辦事，統一天下和治理國家的願望將永遠不可能實現。
用人問題一直是當權者最為關注的問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人才，對統治者來說，尤其是對那些銳意進取的統治者來說，是一筆極為寶貴的財富。有了他們，自己治理下的國家才會繁榮穩定，走向強盛之路。
任用一個人才，在政治上可以輔佐君主治理好內政，使國內政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在軍事上任用一個良將，可以為君主馳騁疆場，殺敵衛國。但是，一旦用人失察，負麵的效果很快就會顯露出來，小則攪亂政局，貽禍百姓；大則喪權誤國，導致亡國之恨。
對人才的使用，需要不拘一格，要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使之最大限度地為國為民造福。而對於那些善使詭術的小人，則要遠離他們，切不可被他們的伎倆所迷惑，阻塞視聽。否則，就會出現“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的後果。
宋太祖對文人的態度，有一個從看不起到尊重，繼而到重用的轉變過程。
宋太祖是武人出身，看不起文人。他認為文臣起草皇帝的詔書，不過是用前人舊本，略加改動而已，依樣畫葫蘆，並非真有多大學問。一次宋太祖到太廟，見到裏麵陳列不少籩豆禮器，便問：“這都是些什麼東西？”有人告訴他這是在太廟舉行祭祀時所用的禮器。宋太祖說：“我祖宗誰認得這些東西！”命人盡數撤去，隻用一般的食器，向祖先祭祀。儒家認為，國家的大事，莫過於打仗和禮法，而在務實的宋太祖眼裏，禮法沒什麼作用。
不過後來宋太祖也確實感覺到，儒家的學問對自己治國有用。因為封建國家、皇權製度，總是需要進行禮儀活動，於是有關的種種規定與講究，就非要儒家人士為之操辦不可，所以逐漸地宋太祖就覺得儒生文士還是皇權這部車子上不可缺少的一個車輪。而且，宋太祖還發現重用文臣更有抑製武將的作用。他問趙普，文臣中有沒有精通軍事和武略的，趙普回答說，左補闕辛仲甫就是這樣的人，宋太祖就任用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
宋太祖對趙普說：“五代的藩鎮非常殘暴，人民深受其害，我現在任用了一百多名文臣中能幹的人去治理各地的大藩鎮，他們就是貪汙卑濁，也不及武臣的十分之一。”從不喜歡到養士重用，正是宋太祖克服自我，服從治國規律的表現。
轉變了對文人的態度後，宋太祖開創了自宋代以來的“養士”之風。優待文人，這在整個中國曆史上都是不多見的。這股風氣在他孫輩仁宗時見了回報，出現了範仲淹、歐陽修、韓琦、富弼等一大批傑出的人才，他們以天下為己任，品學兼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