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個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國家，具有濃厚的封建殘餘和軍國主義傳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畸形發展的日本暴露了其內在結構的脆弱而開始麵臨危機。在日本國內，資本主義陷入了全麵的社會危機。
1918年3月蘇維埃俄國與德國在布列斯特和談的前後，英法兩國政府曾強烈請求日本出兵對蘇維埃俄國進行武裝幹涉。當時美國對此持反對態度，擔心這樣會把西伯利亞置於日本勢力之下，而且惡化同蘇俄的關係。日本國內統治階層對出兵也意見不一，軍部、外務省積極主張並尋找出兵的時機。
1918年4月5日，日本海軍以“保護僑民”為借口在海參崴登陸。5月經西伯利亞向西部戰線轉移的捷克斯洛克兵團叛亂，使帝國主義進行武裝幹涉有了借口。7月初根據英法兩國的要求，美國向日本提出以援助捷克斯洛克兵團為目的、限定各國出兵7000人到海參崴的建議，於是上述四國締結了一項協定，四國派兵2.8萬去蘇俄。但日本寺內內閣計劃全麵出兵幹涉蘇俄革命，最後決定出兵1.2萬人，而且聲明日軍行動將不止於海參崴，“為援助捷克軍，可向海參崴以外地方出動，並隨形勢的發展，預料有增派的必要”，這就為擴大武裝幹涉埋下了伏筆。
8月中旬日本第十二師團在海崴登陸，第三師團向外貝加爾方向出動，並對海參威增派了兵力。9月上旬日本占領了從海參崴到伯力、赫塔的鐵路沿線，10月末在西伯利亞的日本幹涉軍已達7.2萬人。1920年6月，日本繼續出兵西伯利亞。直到1922年6月，日本政府才聲明在10月末以前從北庫頁島以外的地區撤兵。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以日軍的慘敗而告終，結果死亡官兵6000餘人，耗資6億日元之多，在國內外遭到強烈的譴責。
1920～1921年，日本爆發了曆史上空前深刻的經濟危機，工業總產值下降了19.5％，處於寄生地主控製壓迫下的農民紛紛破產。
經濟危機尚未過去，1923年9月1日，以東京為中心的整個關東地區以及靜岡、山梨等縣突然發生強烈地震。震源在距東京市中心約200公裏，震級7.9級，地震最嚴重的地方是神奈川西部的小田原一帶。橫濱的人造陸地地區很多人被壓死，東京以下町為中心燃起大火，一直到9月3日拂曉仍在繼續燃燒。
由於地震發生時正是午飯時間，更加重了災情。關東大地震給日本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失和災難，地震中死亡9.9萬人，傷1.4萬人，4.3萬人失蹤，房屋被震倒毀者12.8萬戶，半毀者12.6萬戶，燒毀44.7萬戶，被水衝走868戶，受害者總數達340萬眾之多。這次大地震使京濱一帶的電信、電話、交通網被切斷。下町一帶被熊熊大火燒光，在一處被燒毀的遺址上，4萬多人被活活燒死，大量居民因地震成為饑餓的難民。
9月2日，山本權兵已內閣實施戒嚴令，發布《取締暴利令》和《延期支付令》，著手收拾因地震造成的混亂局麵。但日本政府卻借口地震中的混亂要求近衛師出兵，並命令“嚴厲取締搗亂計劃及其他不逞之徒的各種計劃”。
12月午間出現了“朝鮮人要暴動”、“社會主義者要暴動”以及放火、搶劫的謠言，於是12日傍晚起在東京、神奈川縣、玉縣、千葉縣，新設了以福田雅太郎大將為司令官的戒嚴司令部。17日頒布了《關於維持治安的懲罰條例》，到20日出動兵力已達5萬人。戒嚴期間大肆逮捕朝鮮人，連續發生屠殺朝鮮人事件。當時旅居日本的朝鮮人和中國人被殘殺者達6000人之多，2萬人被監禁。
震災發生後，以政府的救災票據問題為中心，引發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機，許多大公司和銀行倒閉，金融界一片混亂。日本半封建的農業則一直陷入慢性危機。
1929年10月，自美國首先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又使脆弱的日本經濟受到新的更大的衝擊，社會再也不能保持大戰前那種穩定了。
伴隨經濟危機同來的是社會政治危機。頻繁發生的經濟動蕩和危機，不僅導致工人大量失業、農民大量破產，而且也威脅到中間階層的生存。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民的反抗鬥爭層出不窮。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日本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從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反抗剝削的鬥爭勇氣。日本統治者則陷入極度恐慌之中。1918年5月首相寺內正毅在一次地方長官會議上訓示：嚴防“不合國體的國民思想”在日本蔓延。然而，僅僅兩個多月後，一場規模空前的群眾抗議運動便蓬勃興起，繼而席卷全國。運動的直接原因是米價暴漲，故稱米騷動。
與資本主義工業的急劇發展相比，日本農業發展滯後，加上城市人口激增，進入20世紀後糧食問題日益嚴重。由於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參與帝國主義國家對俄國革命的武裝幹涉，大批軍糧的收集使得市場可供糧食減少。地主和米商乘機囤積居奇，米價一路攀升。麵對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日本政府為了保護地主利益，既不允許外國大米自由輸入，又不采取措施平抑米價，聽任地主和米商哄抬物價、牟取暴利。1918年春天以來，四個月內米價上漲了一倍以上。
7月23日，抗議之火首先在富山縣新川郡魚津町點燃。因男子出去打仗而從事裝卸貨物等重體力勞動的婦女們，正經曆饑餓之苦。她們看到本地生產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大量運往外地，不禁怒火滿腔。數百名婦女聚集起來，力阻本縣大米裝船外運。
魚津的抗議運動很快引起附近區域的連鎖響應。8月3日，淤積已久的怨憤終於爆發了，騷亂首先由西水橋村的漁婦女們所起。這天傍晚，村裏那口古老的大鍾“當當”地敲響了，沉滯凝澀的鍾聲似乎在訴說和發泄無米下鍋的婦們心中的哀怨和憤怒。300多人不約而同地奔出家門，湧向米店，要求降價出售大米。老板一看這麼多人，嚇得緊閉大門，並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憤怒的漁婦們見老板不理她們，便開始砸門。厚厚的木板門在婦女們的撞擊中開始搖晃。可就在這時，警察趕來了，他們拚命地吹著哨子，用槍托和皮靴驅趕著人群。漁婦們更加怒不可遏，多日來的憤怒與委屈像山洪一樣爆發了。她們轉向與警察對打起來。已被餓得麵黃肌瘦、奄奄一息的她們也不知哪來那麼大力氣，竟然打倒了數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絕地趕來，皮鞭在人群裏呼嘯，槍托在漁婦們頭上飛舞。她們已有多人受傷，仍不肯罷休，似乎已經豁出去了，什麼都不顧了。最後，一名警察朝天空開了槍，才把這次騷亂平息了下去。
西水橋村的搶米消息第二天傳到對岸的漁村東水橋。那裏的婦女們像是受到某種啟示似的，800多人當即來到當地一家大米店，這個米店已囤積了1000多袋大米，正準備運往外地高價出售。漁婦們起初是和平地與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運走大米，就在當地賣。
也許是西水橋村搶米的失敗使老板有持無恐，他態度強橫，瞪著眼說：“米是我的，我愛賣給誰就賣給誰，你們有什麼權力管我？！”他的老婆、那個一身肥肉胖得像豬似的女人更惡毒，隻聽她扯著公鴨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們！嫌米貴就別活了！”聽到這話，婦女們壓抑著的怒火再也控製不住，不知是誰高聲了一聲：“跟他們廢什麼話，搶啊！”漁婦們一擁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夥計被她們推到一邊，1000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搶而空。等米店的夥計帶著警察趕到後，隻看見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婦。
富山縣的搶米風潮很快波及全國。此時的日本民眾的不滿情緒早已猶如澆滿了油的幹柴。富山縣的漁婦們的行動，無疑等於在上麵點著了火。8月11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動，搗毀或搶光了250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戶，幾萬市民發生暴動，幾家最大的米店被搗毀。有個大奸商叫鈴木，不但被燒掉了大米總店，連住宅也被憤怒的市民們一把火燒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內內閣”的口號。在首都東京，雖然警察當局加強了戒備，在各米店、工廠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崗哨，仍然有幾萬市民進行遊行示威，並試圖搗毀米店。8月中旬，“米騷動”達到高潮。隨後，各大城市的暴動相繼被鎮壓下去，但在廣大農村地區，“米騷動”繼續持續著。
1918年日本這場“米騷動”波及了全國3/4的地區，參加的人數在1000萬人以上。一部分海軍水兵也參加了暴動。這次風潮沉重地打擊了日本政府，使他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當時的寺內內閣在這場騷亂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內閣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價，懲治奸商。人民的鬥爭終於取得了部分勝利。
以1918年席卷全國的米騷運動為起點，工人的罷工鬥爭和農民的租佃糾紛此起彼伏，持續不斷。有的甚至發展為武裝暴動，通過鬥爭建立和發展了農會組織及許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左派組織。
在國外，日本也受到了英美的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確立的國際和平結構，仍由英法等歐洲戰勝國居於主導地位。1921年至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美國與英法迫使日本接受了“維護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門戶開放”的原則，實際上也就是打破了日本獨占中國市場與資源的計劃。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一統天下被打破，社會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迅猛興起，又從另一方麵形成了對於日本的猛烈衝擊。在中國，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開端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革命的麵貌煥然一新，這對妄圖獨霸中國的日本無疑又是一個沉重打擊。
毫無疑問，日本帝國主義開始陷入了危機四伏、到處碰壁的困境。這不能不促使日本各階層、集團、政治力量對於本民族的曆史與前途進行集中的反思，並作出自己的反應與抉擇。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法西斯運動開始興起並發展起來。
在經濟危機期間，日本的民間法西斯運動和軍隊法西斯運動發展，並掀起了一股法西斯浪潮，在這兩種法西斯運動的推動下，實現了日本軍部法西斯化，為天皇法西斯體製奠定了基礎。這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特色所在。
全麵經濟危機爆發後，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組織，利用中小資產階級對社會、經濟地位下降的恐懼和對社會現狀的不滿，提出了“革新”和“反財閥”的口號，大肆攻擊政黨政治，極力進行迎合民意的宣傳。它們對外鼓吹侵略擴張、稱霸亞洲和世界，對內宣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民主主義，要求對現存體製進行“革新”，對社會和經濟進行改造，實行以天皇為首的軍事獨裁。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反映了中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從而獲得了這一階層廣大成員和青年軍官的支持，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法西斯運動。
日本的民間法西斯組織派別林立，五花八門。主要有北一輝代表的“改造法案”派，大川周明代表的所謂“純日本主義派”，權藤成卿、橘孝三郎等人代表的農本自治主義，有高畠素之、赤鬆克麿代表的國家社會主義派。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許多法西斯團體。至1932年3月，由權藤成卿和橘孝三郎等人領導的“愛鄉會”，已經設立了28個支部，成員發展到560餘人。他們發動的農村請願運動曾轟動一時。1932年5月，赤鬆克麿和下中彌三郎同一天分別建立日本國家社會黨和新日本國民同盟，公開支持軍部法西斯化和對外侵略政策。據不完全統計，1933年底日本法西斯團體和準法西斯團體有501個。其中，半數以上是1932～1933年出現的，共有成員28萬人，主要成員來自中小資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