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嘯伯還把許多錢花在親戚朋友的身上。唱紅了以後，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告幫”（即借錢）。隻要對方張口，無論多少，總要給一兩塊大洋。一個表弟，每周必來吃兩次飯，飯後必抽大煙，臨走必拿點錢。奚嘯伯對這個表弟從未厭煩過。妻子有7個兄弟，生活也常靠他供給。他認為這是分內之事。奚嘯伯對同行也是如此。著名花臉演員金少山一度衰敗，連頓正經飯菜都吃不上。他組織同行為金爺唱“搭桌戲”（一種不取酬勞的演出。若幹演員為救助某一同業而舉行的演出，收入全部贈與該人），以解決生活困難。著名老生高慶奎，晚年生活窘迫。隻要他去了後台，就一定叫管事給高先生送個“紅包”，裏麵裝上相當二路老生的戲份。
令人想不到的是，奚嘯伯對家裏人卻相當“摳門”。奚延宏說：“想花他幾個錢，可太難了。”1956年，兒子在北京京劇四團工作，想買輛自行車，求父親湊點兒錢，可說什麼也不行。實在沒轍，便向當時的副團長吳素秋求援。吳一口答應，從奚嘯伯的工資裏扣下200元。事後，奚嘯伯還老大不高興呢。
奚嘯伯死時，沒有積蓄，也無家產。死後，他給兒子留下一條破毛毯，一個樟木箱。
妻子
奚嘯伯是個孝子，對長輩極其恭順。掙錢多的時候，別說是置房產，就是給妻子買件新衣服，一要經母親同意，二要跟姐姐、嫂子一起買才行。他的妻子張淑華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很受管束，常常暗自生氣，又不敢多說一句。久而久之，元氣大傷。奚嘯伯也為家庭裏的各種糾紛耗去許多精力，疲憊又痛苦。1949年，妻子病故，那年，他40歲。
好歲數又唱得正紅，續弦還不容易？妻子病逝不久，不少親戚朋友便登門提親，卻都被奚嘯伯婉言謝絕。他深知母親的脾氣和家務的繁重，深恐婆媳不和，引來家庭不幸。1954年老母去世。再提此事時，他又怕新媳婦給三個子女帶來痛苦。弟子歐陽中石也勸說他續娶，以便有個老伴照顧。他仍不同意，說：“再娶困難很多。一要對方滿意，二要孩子滿意，三要我本人滿意。我不能委屈別人。你想想，對方不滿意，這不是叫人家來受委屈？孩子們自幼喪母，若與繼母不和，既委屈了孩子，更對不住他們九泉下的母親。與其日後對不住人家，不如自己對不住自己。”
每說到這件事，他總是熱淚盈眶。與梅蘭芳合作演出《二堂舍子》，梅老板曾感慨地說：“他這個戲是越演越好了，可能是有切身體會了吧。”
“文革”中，他身患半身不遂之症。朋友們議論說：“奚嘯伯如果有個老伴兒就好得多了。”
他說：“我成了這個樣子，又是反革命又是右派，又這麼個半死不活的身子，不是坑人家嗎？！”
奚嘯伯67歲溘然辭世，28年孑然一身。
我冤呀！
1957年6月5日，由葉恭綽、李伯球、李健生、李萬春等主持的戲曲界整風座談會在北京飯店舉行了，後來，父親和農工中央副主席黃琪翔也趕來參加。在這個會上，父親結識了奚嘯伯。
倆人作了簡短的談話，父親勸他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
奚嘯伯說：“我已經參加民盟了。”
父親笑著說：“那我們是一家人了。”
父親問他經常演出的劇目都有什麼。他說：“為了紀念《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誕辰，我和北京市四團演出了一個新戲，叫《範進中舉》。”編寫劇本的是畢業於西南聯大中文係的作家汪曾祺。
“《範進中舉》？”父親重複了劇名，高興地說：“好戲呀。”
奚嘯伯答：“我隻演了範進，可沒中舉。”這話惹得周圍的人都笑了。
座談會上，奚嘯伯沒有發言。可他的儒雅氣質給父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散會時，父親讓我的母親用她的車送奚先生回家。
我對這次會晤很感興趣。想查查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過去的簡報、記錄或資料，做進一步的了解。可人家告訴我，農工黨所有過去的文字材料都上繳了中共中央統戰部。我還想查查民盟中央1950年代的檔案，看看奚嘯伯是不是真的參加了民盟。人家又告訴我，民盟的檔案也上繳了。
後來從奚延宏那裏，我才知道了奚嘯伯在反右階段的某些情況：1955年奚嘯伯和兒子一起參加了北京京劇四團，他任團長，與吳素秋等人合作演出。不久，北京成立了一個京劇工作者聯合會。梅蘭芳、馬連良分別任正副會長。因奚嘯伯有文化，大家就推舉他為秘書長。這段時間，他又忙著唱戲，又忙著社會活動。那時，奚家住在菜市口，李萬春先生住在大吉巷，兩家靠近，彼此交情也好，加之他孤身一人，李萬春、李小春父子就經常請奚嘯伯到家裏聊天、飲酒，吃飯、喝茶。19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戲曲界開座談會，李萬春總拉他參加。他也願意和葉恭綽、張伯駒這樣的大知識分子往來。每次的座談會，都是李萬春發言，他記錄。倆人形影不離。運動轉入到反右階段，倆人就一齊戴上了右派帽子。奚嘯伯一提起反右，就說：“我冤呀。我從舊社會來，愛吃愛喝。但我從心裏沒反黨。”
後來，我又從劉曾複先生那裏得知：李萬春在1957年夏季那篇關於民營劇團的精彩發言原來是由奚嘯伯起草的，也許這就是他的“右派罪行”了。
落腳石家莊
他成了右派分子，石家莊地區京劇團的團長（劉同起）來北京探望。談話中，約他去石家莊。已經離開北京京劇四團的奚嘯伯，覺得自己在北京已無任何出路，便一口答應下來，同意試演3個月。
一起到石家莊的，除了兒子奚延宏、琴師魏銘、跟包的陳寶山師傅以外，另有三人同行。到了新的單位，文化機關的負責人和他談話，說：“因為你戴了帽子，待遇和工資都不能按從前的標準計算了。”奚嘯伯同意了，可和他同來的人一看這情況，拔腿就走。最後，剩下了兒子、琴師和陳寶山。
為了改造思想，奚嘯伯除了唱戲，還幹掃地、打水等體力活兒。1959年，他成為第一批摘掉帽子的人。張東屏專員很關心他，與有關方麵打招呼，要求在生活方麵盡量照顧。“白雲深處青山下，茅庵草舍無冬夏……煞強如風波千丈擔驚怕。”奚嘯伯覺得自己再也無法提出離開石家莊了。
和北京的劇團相比，石家莊地區京劇團更多的是去中小城市和鄉鎮演出。奚嘯伯的身體本來就弱，加上演出的勞累，體質開始下降，疾病也找上門來。奚延宏看了非常心痛，並覺得自己這樣陪著父親，總在鄉下唱，一沒意思，二無前途，就更談不上技藝的提高了。
一天，兒子終於開口了：“我要離開石家莊。”
奚嘯伯驚懼又傷感，說：“你母親死得早，我把你拉扯大，如今隻有我們父子相依為命。如果你走了，留下我孤獨一人，可怎麼過呢？這兒的演出條件是差，可人家給我摘了帽子，我不能就這樣走呀！”
就這樣，奚嘯伯把自己一條性命和全部藝術交給了石家莊。
寂寞沙洲冷
1962年，52歲的他，從藝整整40年了。他畢竟有文化，覺得已經很有必要對自己走過的路，做一番整理。4月的一天，當同輩藝人還在忙活著登台唱戲的時候，奚嘯伯已經在北京的家——平坦胡同五號，開始口述曆史，由弟子歐陽中石記錄下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奚嘯伯自己寫的。全篇完成後，底稿留在歐陽中石手裏，謄清一份後，他帶回石家莊，準備將來作為《奚派藝術專集》的主篇。“文革”中書稿遺失，幸虧那份底稿在歐陽中石那裏，保存完好。
1963年春，為了選拔赴京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彙演的劇目，河北省在省會天津市舉辦了盛大的現代戲彙演。那次共有6台大戲。有唐山的《節振國》、張家口的《八一風暴》和《杜鵑山》、天津的《六號門》等。此外，就是石家莊的由奚嘯伯主演的《紅雲崖》了。每次看完一出戲，都要進行討論，當時負責記錄、整理會議發言的是尹丕傑先生。他雖是北師大畢業生，卻又是個剛從勞教農場出來的“摘帽右派”。與會者都很清楚：《紅雲崖》這出戲絕無進京演出之可能，症結所在就是主演是個右派。
因料定《紅》劇必遭淘汰，討論會也開得冷冷清清。按照常規：討論會記錄稿要交給主持人，不料主持人不屑一顧地轉身走了。尹丕傑正不知所措，忽見奚嘯伯還在整理東西，便走過去說：“這記錄稿交給先生好不好？”
奚嘯伯臉一紅說：“也好。”便接過去看起來。
少頃，他抬頭問道：“這是剛記的嗎？哎呀，這簡直是一篇文章了，老弟的筆頭功夫好了得！”然後低頭又看了一會，遂抓住尹丕傑的手，說：“因為素未謀麵，不知老弟的來曆，請介紹一下。”
尹丕傑苦笑道：“我與先生政治身份相似，但根柢不同，先生是四大須生，我不過是小儒，在景縣京劇團當編導，臨時工而已，不值一提。”
奚嘯伯沉吟不語，爾後話鋒一轉：“好，我單聽聽您對《紅雲崖》的意見吧。”尹先生談了一大堆看法，還間雜提了一些修改建議。
奚嘯伯聽完，客氣地說：“高見，高見。”又問：“您看過我多少戲？”
答：“不太多，但也不少。”“請評一評。”“不敢，不敢。”
奚嘯伯一再催促，尹先生說：“這樣吧，我隻就先生的唱工寫幾個字吧。”便從記錄紙夾裏抽出一頁白紙，寫了“鶴鳴九皋”四個字。
奚嘯伯看後，說：“過獎，過獎。”尹又寫了“雁落平沙”四個字。
“啊，知音。難得的知音。”奚嘯伯顯然有些激動。
“先生別急，還有幾個字呢。”接著寫道：“寂寞沙洲冷。”
奚嘯伯半晌無語，後長歎道：“命該如此。”說著將寫著字的紙片疊起來，想往衣袋裏放。
尹丕傑奪過來，撕碎扔掉。說：“無知妄見，不值得您保存。”
奚嘯伯苦笑著，說：“對，對。”這時，會議室早己空無一人。偌大一間廳堂，奚嘯伯神情蕭疏，顯得有些孤淒。
自1957年後，他就是一個寂寞的歌者。
聽敵台
1963年下半年，石家莊京劇團被派到束鹿縣新城鎮去搞“四清”運動。奚嘯伯也去了，接受革命鍛煉和考驗，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那時，江青已在戲曲界發號施令，大力提倡現代戲，禁演傳統戲的風聲一陣緊過一陣。大家都不敢用老戲吊嗓了。一天晚上，奚嘯伯聽半導體收音機，無意中聽到播出一段老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