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辛亥革命促進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雖然僅短短兩三個月，但任職期間卻頒布了一係列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有利於除舊立新、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法令。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部具有憲法效力的臨時約法的產生，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中國憲法史上也是一件有著劃時代意義的大事。約法的條文告訴人們，它基本上是按照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而製訂的，充分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意願，開創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新局麵。盡管約法本身有它的不足之處，如對農民的利益缺乏關注等，但對封建專製製度而言，無疑是一個曆史進步。
第四，辛亥革命給人們帶來了第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受儒家文化支配，然而，民國建立後，配合時代需求，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加入西方思想的精髓，構成了一套有遠見的政治方略——三民主義，跳出了儒家思想的框框，成功建立了現代國家。此外，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都是致力於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成功後，皇帝統治下的“普世秩序”隨之瓦解，出現了思想文化的解放，不久後更發起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作出重估。這又是辛亥革命所影響的。
以上是我國革命家、政治家和曆史學家們對辛亥革命深遠曆史意義給予的高度評價，辛亥革命的這些公認的、超越時空的累累碩果是大無畏的辛亥革命者們拋灑熱血贏得的。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1911年在倫敦接受《濱海雜誌》記者采訪，談話記錄經整理後發表，題為《我的回憶》。文中描述了辛亥革命者們所經曆的千難萬險：“我深知回國後將會有怎樣的命運落到我的身上：首先他們將用老虎鉗把我的踝骨夾緊，再用鐵錘敲碎；接著是割掉我的眼皮；最後把我剁成碎塊，使任何人都無法認出我的屍體。中國的舊刑律，對政治煽動者是從不心慈手軟的。”但革命誌士追隨大無畏的領袖中山先生，義無反顧，為中華民國的建立血戰前行。
革命序曲——1907年7月6日的安慶起義。
光複會成員安徽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監督徐錫麟，率領學生軍與秋瑾的浙東起義軍共同攻打南京，起義失敗，二人被捕，慷慨就義。審訊徐錫麟時，他揮筆直書：“蓄誌排滿已十餘年矣，今日始達目的。本擬殺恩銘後，再殺瑞方、鐵良、良弼，為漢人複仇。”臨刑前，他先拍小影，神色自若地說：“功名富貴，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徐錫麟被斬首並遭剖腹剜心，終年34歲。1912年12月9日孫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聯：“江戶矢丹忱，重君首讚同盟會；軒亭灑碧血，愧我今招俠女魂。”1916年8月16日至20日，孫中山、宋慶齡遊杭州，赴秋瑾墓憑吊，孫中山說：“光複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會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風秋雨愁煞人’之句，則傳誦不忘。”1942年7月，宋慶齡在《中國婦女爭取自由的鬥爭》一文中稱讚秋瑾烈士是“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1958年9月2日為《秋瑾烈士革命史跡》一書題名。1979年8月為紹興秋瑾紀念館題詞：“秋瑾工詩文，有‘秋風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馬攜槍，曾東渡日本，誌在革命，千秋萬代傳俠名。”
革命前奏——1911年4月27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三二九”起義。戰死和被俘後慷慨就義的有72名革命黨人，被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另有後查明的14名烈士，共86人。參加起義的有被俘後犧牲的留日本慶應大學的學生、華僑、新軍軍官林覺民，日本千葉醫學院學生喻培倫。1912年孫中山發表《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文》，1921年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中，孫中山悼念英烈說：“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曆艱難險巇，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躓踣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為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他們的姓名全部刻於《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石碑的背麵。這一年，孫中山又為黃花崗記功坊題寫了“浩氣長存”四個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2005年11月入選第三批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名單。他們的浩然正氣長存在林覺民的被選入初中語文課本的《與妻書》裏，句句撥動億萬少年的心弦：“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底底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汝幸而遇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