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黨人不發動農民的現象，似乎與依靠會黨有著相當大的關係。或者說，因為會黨傷害了民眾的利益，敗壞了革命的聲譽，使革命黨人失去了廣大民眾（尤其是農民）的擁護。早先，有些革命黨人即已認識到“會黨可以偏用，而不可視為本營”[材增平.會黨與辛亥革命［J］.文史知識，1984.8：23~28]。隨著武裝起義的一再失敗，更多的革命黨人看到了會黨存在著諸多問題。有人明確指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在各鎮會黨弟兄意氣用事，不從命令，以致相繼失敗，長此以往，勢必全部覆沒，急需改弦更張，別圖良法。”[陝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會［A］.辛亥革命回憶錄（五）［Z］.北京：中華書局，1963]湖北革命黨人以具體事例說明：“會黨散漫，無紀律，不受約束，如湖南潘平界（鼎新）領導下的焦逸仙，京山劉英領導下的龔世英、劉伯旗，興國、大冶黃申薌領導下的柯玉山等，都是自由行動，先後泄漏機密，致使湘、鄂兩省共謀起事的計劃，不能達到目的。”[饒懷民.辛亥革命時期會黨研究綜述［J］.湖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6：77]以至於有不少會黨首領參加的共進會也改變了對會黨的態度，“鑒於屢次聯絡會黨起事，都沒有得到結果，所以共進會的革命運動，遂轉向新軍”[陳旭麓.秘密會黨與中國社會［M］.陳旭麓文集第二卷（上）［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革命黨人拋棄會黨，轉而依靠新軍，就是因為他們已經充分認識到會黨不能充當辛亥革命的主力軍。絕大多數會黨毫無組織紀律性可言，平日橫行無忌，為所欲為；欺壓良善、陵轢鄉裏、奸淫擄掠、為害一方之事，可謂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貴州血淚通告書》說：“滿清時之哥老會，發源於鄭成功，其初皆優秀人物，為日既久，麵目漸失，燒殺搶擄之事，半出於此輩之中。”[劉揆一.黃興傳［A］.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四）［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廣東天地會“每於農田成熟之時，打單強索，不遂所欲，焚殺劫擄，禍即立見”[蔡少卿.論辛亥革命與會黨的關係［M］.見：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3]。1908年馬篤山起義時，會黨梁瑞陽、梁少廷部“皆曾殺人越貨”；梁瑞陽早先“曾於其鄉擄人之牛，數及十頭，此次鄉人絕不歡迎”，起義軍被迫不停地轉移，“故極好之鄉，亦止能一宿而已”[郭孝成.陝西光複記［A］.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六）［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909年湘鄂兩省革命黨人密謀共同舉事，參與其事的湖北大冶縣保安鎮哥老會首領柯玉山，“出則四人大轎，前後擁衛，鳴金放炮，毫無顧忌”[朱敘五，黨自新.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A］.辛亥革命回憶錄（五）［Z］.北京：中華書局，1963]。
會黨的這類行為，絕對不可能給民眾留下什麼好印象，他們在參加革命的過程中仍然樂此不疲，必將大大增加對社會的破壞性，從而增加革命的恐怖性，其結果必然會使廣大民眾視革命為畏途而避之唯恐不及。由此可見，會黨事實上變成了革命黨人聯係農民、動員農民、爭取農民的障礙，而不是什麼“橋梁”。革命黨人與會黨僅僅在推翻清王朝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對於革命黨人來說，推翻了舊政權後，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穩定社會秩序，使中國逐步走上繁榮昌盛的道路，成了當務之急；而對於會黨來說，“他們以為起義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沒有想到如何鞏固革命成果和進行建設的問題”[張鈁.憶陝西辛亥革命［A］.辛亥革命回憶錄（八）［Z］.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由此看出，會黨的流氓無產者習氣與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權格格不入，即使是經過了革命的洗禮，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仍不可能自然轉變為共和國的合格公民。武昌起義，各省響應，革命取得初步勝利後，各地會黨居功自傲，爭奪地方實權，橫行鄉裏，擾亂地方秩序，其消極影響較以前更甚。在湖南，焦達峰做了軍政府的都督，“進出都督府的人，車水馬龍，熙熙攘攘，吃大鍋飯，要求安置，都督忙於應接，幾至無暇治事”。“衡陽以南各屬會黨更是風起雲湧，得意洋洋，認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們洪門的天下了”，“各地的流氓、痞棍就乘機假冒會黨之名，破壞社會秩序，為人詬病”[朱新宇.陝西辛亥起義記事［A］.近代史資料［Z］.北京：中華書局，1983]。在貴州，“各會黨竟明目張膽占領民房衙署，以立公口，儀式陳設，比於官廳；而頭戴英雄結，鬢插楊梅花，腰圍戰裙，足穿麻兒草鞋之輩，招搖過市，有如戲場”[郭希仁.從戎紀略［A］.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六）［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上至都督，下至微職以及軍隊大小職官，無一非公口中人”；“在省城以外各地，各公口間為爭奪地盤，械鬥時有發生”[西北革命史征稿（上卷）［Z］.北京：中華書局，1961]。在四川，“保路同誌會的同誌軍因絕大部分是哥老會的勢力，軍政府對之又無法律的約束，因之哥老會公口完全公開出來。防軍、流氓，本來都是哥老會人，一時得意瘋狂，為所欲為。市民爭取參加袍哥，希圖自保，人心浮動；袍哥們日益跋扈飛揚，尋仇報複，日有所聞。沿街所見，打英雄結、插蝴蝶花者，比比皆是。尤其公開賭博，旁若無人，軍政府門前，便有賭攤一百餘處”[郭琦，史念海，張豈之.陝西通史·民國卷［M］.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在陝西，革命政權“所有要位都在不識字的哥老會人手中”，“財政和兵權都在哥老會手中”[李文海.辛亥革命與會黨［J］.教學與研究，1961.4.世紀之交的晚清社會［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他們認為陝西光複“純係會黨之功”，“誤以為會黨出頭之時，氣焰甚張，一日千丈”。在各地遍開碼頭，廣招黨羽，“辦支應，理詞訟，直代縣官行政，甚至公然以地方主人自居。魚肉良懦，苛派錢款，鄉民畏懼，直似滿洲入關時駐防”[梁啟超.飲冰室合集［M］.記自強軍［M］.北京：中華書局，1989]。甚至連同盟會會員離開西安，都非得有哥老會首領張雲山的“護照”不可。在江西，“自光複以來，洪江、三合會之碼頭官，皆趾高氣揚，自鳴得意，並以中華民國係會黨之新國，地方官吏非會黨人不能優為之”。他們甚至“驅逐警察，召集黨徒，辦理保安團”，在各地借籌餉之名任意敲詐勒索。“南昌、吉安間，有自稱洪江會之組織不服從軍政府命令，對來往船舶課稅，與東三省馬賊相似”[陳旭麓，勞紹華.清末新軍與辛亥革命［M］.辛亥革命論文選［M］.上海：三聯書店，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