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滇黔，漢族最初隨漢“開西南夷”遷入的同時，漢王朝還加封了“滇王”、“夜郎王”、“句町王”以及“漏臥侯”等相當一批土著族群上層，並通過這些夷王、侯來“複長其民”，即繼續按其原有的方式統治各自屬下的本民族成員及其他土著民族群眾。這種與郡縣製並行的統治製度，曆史文獻中稱之為“羈縻”。
“羈縻”製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當時較為尖銳的民族矛盾，使封建統治秩序在西南邊疆民族地區得以逐步建立起來。然而由此所構成的“夷、漢分治”或者說“土、流並舉”的政治格局，同時也對區內的民族融合產生了抑製作用。．具體說來，就是在“夷、漢分治”的曆史條件下，盡管隨區內各族人民交錯雜居、友好往來所產生的相互影響與文化滲透勢在必然，但由於政治體係的製約而少有民族融合現象發生。這種狀況，大約持續了將近1個世紀，直到西漢末年以後才逐漸發生變化。
史載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原已矛盾重重、少數民族土著族群反抗鬥爭此起彼伏的西南邊疆地區更是動蕩不安。及至新莽代漢（9年）以後，又進而演化成為“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和滇中僰人大起義的全麵衝突。為此，漢王朝曾連連發兵而一再慘敗，後隨王莽政權的垮台，西漢對滇黔地區的封建統治亦陷入癱瘓之中。兩漢之際的大動亂，前後曆時達70餘年。以後，重新建立起來的封建統治秩序，較之西漢時期已發生了一係列顯著變化。其中，最突出的是“滇王”、“夜郎王”等夷王、侯及其分別統治下的“滇國”、“夜郎國”均已成為曆史的遺跡而不複存在，在曆史上其人口在整個滇黔地區不占多數，但在郡縣內部卻依然居於相對的優勢地位，並由此決定了這時的族群互動，是以“漢化”的曆史趨勢為主流。
另據記載，當時滇黔地區的民族融合，還有一個重要的有利因素，這就是封建文教事業的興起。眾所周知，幾乎就在漢“開西南夷”設置郡縣的同時，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確立儒家學說為封建正統思想，且“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然而，由於某些有待探明的原因，在信史的記載中，業已納入封建帝國版圖的滇黔地區，終西漢之世卻一直無設置學校、講習儒經的明確記錄，直到東漢時期才率先發端於東部牂柯郡。據《華陽國誌·南中誌》說：“明、章之世（58～88年），毋斂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諱，通三材，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
尹珍萬裏求學，還鄉教授的自發行動，標誌著封建儒學教育在滇黔一帶逐漸興起，並對當時區內的民族融合起到了有力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官辦學校亦應時而生，史載：“肅宗元和中（84～87年），蜀郡王追為（益州）太守，政化尤異……始興學校，漸遷其俗。”對此，尤中先生解釋道：“王追興起學校之後，發揮了‘漸遷其俗’的作用，這裏的‘其’字所代表的是當地少數民族（僰族），即改變了當地僰族的文化生活狀況……”。而文化生活狀況的改變，恰恰也就是少數民族土著族群漢化的關鍵所在。
東漢時期滇黔漢族的發展，除了外來漢族移民的植入和郡縣編民中的民族融合之外，另一表現形式是漢族分布麵的擴大，主要又是隨永昌郡的設置而向西部地區拓展。關於永昌郡的設置，《華陽國誌·南中誌》說：“永昌郡，古哀牢國也。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嚐通中國也。（西漢）孝武時，通博南山，度蘭滄水、漕溪，置嶲唐、不韋二縣。行人歌之：‘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為他人。’”據此，早在西漢武帝“開西南夷”之時，漢族移民的分布麵便已抵達瀾滄江西岸的今保山市一帶。延至東漢初年，史雲哀牢國王扈栗慕“漢威神明，即遣使詣越嶲太守，願率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為西部屬國”。再至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抑狼再次奉貢求內屬，漢王朝遂“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自此，“東西三千裏，南北四千六百裏”的古哀牢國地，也納入了東漢王朝的版圖之內。其中，永昌郡轄下新設置的哀牢縣地在今瀾滄江以西怒江中遊兩岸德宏、騰衝一帶，部分地區甚至突破了今滇緬邊界達於境外。與此相應，漢族的分布範圍亦當延伸到了上述地區。不過，對此需要說明的是，兩漢滇黔漢族的分布，與巴蜀地區早期的情況基本一致，也是多集中在郡縣據點及其周圍和各交通幹道沿線，在永昌郡轄下新拓展的怒江中遊沿岸地區當然也不例外，且人數當更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