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四旬的時候，我們明顯地感覺到自己生命的時鍾在滴答作響。在三十五歲之後生兒育女是個糟糕的選擇，這是我們從年輕時就根深蒂固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意見是正確的。從血緣學角度看，我們在絕經期前（平均是四十五歲至五十五歲之間）是可以自然生育的，然而，由於卵子質量的下降，我們成功足月妊娠的概率，在二十多歲就開始降低，到三十五歲，我們已經錯過了生育的最佳時期。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女性在二十多歲時，平均經曆十三次嚐試就能成功懷孕；但到三十至四十歲期間，則要經曆二十六次。
在我所認識的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之間的女性中，幾乎每個人都將經曆生育的困惑、焦慮、沮喪、挫敗和恐懼（當然，選擇不要孩子的，或是將繼子繼女當作自己親生孩子的，及真正為自己的決定感覺平靜的女性除外。）。如今，在如何孕育和撫養孩子方麵，我們已經有了多種選擇。即便如此，對於許多推遲生育或者猶豫是否要孩子的四十歲女性來說，生育可能成為她們最大的挑戰。
我像其他很多單身女性一樣，為了找到合適的伴侶，約會過很多男性。我並沒有如一些讀者猜測的那樣，徹底沉浸在職業中，而忽視了生活的其他方麵。我隻是還沒遇到適合自己的人而已。我仍然希望擁有一個傳統的家庭（從理想的意義上說，我願意嫁給孩子血緣上的父親），但是我也開始尋求其他的一些機會。
有些女性進入四十歲初至中期準備生育前，一直忽視生育的問題。直到她們谘詢醫生才發現，四十三歲之後，懷孕的概率變得非常小。這無疑是個殘酷的事實，可能對她們的心理產生摧毀性的打擊。她們意識到，越早接受這個現實，越能采取措施來應對，否則，隻能徒增遺憾。
另外，那些長期試圖懷孕的女性，也都會麵臨很多困難。在實習醫生期間，我和另一位女性一起在西奈山醫院的高危孕婦病房工作。我的主要職責是為流產的女性提供幫助。不管她們的年齡、種族，或社會經濟地位如何迥異，她們都無一例外地流露出作為女性的挫敗感。她們會認為生育是女性最基本的任務，她們覺得自己的身體背叛了自己。最終，她們不得不忍受現實。我非常同情她們。
對生育問題，我們同樣需要優雅應對。事實上，我們幾乎無法控製事情的結果。在生命的進程中，我們能對自己擁有的東西感恩，而不為自己所沒有的東西發狂嗎？我們能慷慨地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經曆和知識嗎？我們能對那些未能以自己期待方式實現母親夢想的女性充滿同情嗎？我們能勇敢和無怨地走自己獨一無二的人生道路嗎？
反應和回應
詹妮弗以優異成績從一所常春藤聯盟學校畢業，在高科技行業工作，通過嚴格控製作息時間和健康飲食保持著讓人忌妒的體型。然而，到了四十一歲，她發現自己仍是單身，更沒有一直夢寐以求的小孩。為了讓自己完美家庭的夢想成為現實，她同緊接著出現的一個男人結了婚，盡管一開始她就覺得有些事情不是很對勁。九個月後，在她四十二歲時，他們有了一個孩子，詹妮弗的夢想（或是他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詹妮弗非常愛她的孩子，但是對自己的婚姻感到痛苦。幾年來，她對丈夫長期以生意為由不回家保持著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但最後，她還是無法忍受公然的謊言和不尊重。她知道他有婚外情。她選擇麵對麵攤牌，讓他承認。她發現，他確實過著雙重生活，在另外一個州同另一個女子有了不止兩個孩子。詹妮弗說“攤牌的結果糟透了”。最終，她結束了這段婚姻，開始了單身母親的生活。
不過，這個故事有了個令人高興的結局。詹妮弗現在已經五十多歲，職業生涯突飛猛進，個人生活也是風生水起。她在四十六歲的時候重新戀愛，四十七歲結婚，直到今天，這仍是段幸福的婚姻。當她聽說年輕女性表示出對生命時鍾的擔憂時，她建議她們要謹慎，“不要因為你的年紀表現出絕望”，“考慮你所有的選擇，有很多方式可以生孩子，而不是像我那樣，倉促嫁給第一個出現的人。我從婚姻中解脫出來，但他仍然是我孩子的父親。如果這是你獨自生下的孩子，你或許可能更高興！”
西塔是一位五十六歲嬌小活潑的女性。她出生於特立尼達島，父母是非常傳統的印第安人。她後來到蒙大拿州的博茲曼上大學，在那裏她遇到了生命的真愛。“家中每個人都希望我嫁給一位印第安人，”西塔咧嘴對我笑著說，“但我嫁給了一個金發碧眼、六英尺七英寸高的籃球運動員。”她的父親不能理解，母親兩年不跟她說話。最終，她和丈夫到特立尼達島舉行了一個印第安傳統婚禮，才讓母親高興起來。“現在他們甚至喜歡布萊恩甚過於我！”西塔大笑。
畢業後，布萊恩和西塔幾年來一直試圖懷孕但未果，試管受精也未能成功，他們決定收養孩子。他們高個、金發、藍眼睛的女兒擁有布萊恩外貌和西塔的智慧。西塔並沒有因自己看起來與丈夫和女兒不同就自尋煩惱。“我已經忘記了當人們看著我的時候，第一眼看到的是我棕色的皮膚。我隻是想到自己是西塔，我的家庭就是我的家庭。”收養是她做過的最好選擇。
我的生育故事
生育對我來說不是個理論問題。現在它很輕易地成為我生活中最大的壓力來源。過去三年來，當我目睹朋友們一個個地有了自己的孩子，是否應當擁有自己血緣意義上的孩子，讓我非常焦慮。一分鍾之前，我們還很高興自己作為單身，在“操場上玩耍”。然後，朋友一個個地離開綠草地，隻剩下我一個人和球在一起，沒人一起玩耍了。我的比喻也許有點兒孩子氣。但是，當我選擇開始行動時，這些惆悵便黯然失色了。我跟許多女性談及她們的選擇，與她們分享我對朋友、家庭的恐懼。最終，我谘詢了生育專家。我盡最大努力優雅地回應著滴答作響的生命時鍾。
三十七歲時，妹妹安迪曾提醒我，對此我非常感激。安迪的幾個朋友都去紐約大學的生育問題專家傑米·格裏夫那裏谘詢過，因為她們也在懷孕上碰到了問題。安迪對我說：“莎拉，你需要去檢查一下你的生殖係統，做些測試。你已經不再年輕了。”我有點兒不切實際地以為自己仍然擁有二十五歲的身體。我很健康、有活力、熱愛運動，並且很精心地照顧自己。但是安迪的朋友也如此。她不管這些，“去吧。”“你有什麼損失呢？”她的方式非常有說服力，於是我采納了她的建議。
但是我仍然有些懵懂，邊開車邊與格裏夫醫生安排了預約。我並沒有仔細去想，這對我有什麼意義。作為一個心理治療專家，我也接觸過許多四十歲的女性，她們正與生育問題做鬥爭，我認為自己和她們並不在同一條船上。不育有點兒像癌症：你知道它就在那兒，但是你不認為自己將會碰到它，除非你真的碰上。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規則不適用於自己。我們想象自己是刀槍不入的，但實際上，我們和下一個人一樣，非常敏感而脆弱。
這次約見，安迪陪著我一起去了那裏。我微笑著走進格裏夫醫生的辦公室，盡可能顯得非常恬淡。我想讓他知道，自己隻是到這裏來問些問題而已。我簡要地解釋了我的狀況：三十七歲，單身，非常渴望將來有自己血緣意義上的孩子。格裏夫醫生說：“讓我看看你的數據結果。”他像科學家一樣拿出證據——沒有戲劇、判斷，隻是事實。他的表格非常清楚地表明，二十七歲的女性比三十七歲的女性容易懷孕得多。他沒有粉飾事實，也沒像以往很多人說的那樣，“不要擔心，你還有時間”。他討論了我每過去一年有一個健康孩子的概率。概率不是很大，尤其在四十歲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