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說：“文白先生剛才向你們傳達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示，隻要你們真心誠意地悔改，一定會得到人民的諒解。”
張治中也補充說：“周總理要我轉告大家：今後誰願意留在大陸為祖國建設服務，一律妥善安排，願意去台灣或海外者，政府也給予方便，保證來去自由。”
兩位老師走了，卻給功德林留下了希望。
這一係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動了戰犯們的思想轉變。從1959年6月至10月，他們先後三次給中共中央寫“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還表示願在解放台灣的鬥爭中貢獻自己的力量。
1959年國慶節前夕，毛澤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時候，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幾天以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特赦的決定，國家主席劉少奇據此發布了特赦令。
消息傳來，在秦城農場勞動的戰爭罪犯們個個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爭著看報紙，有的把毛澤東的建議和特赦令工工整整地抄在筆記本上。夜深人靜時，他們有不少人失眠了，不知喜鵲能否登上自己的枝頭。大多數人都不相信自己會被第一批釋放。
杜聿明、宋希濂想到自己當初的頑固立場，真有些後悔……
激動人心的一刻到來了！所有的戰犯們都屏住了呼吸，甚至不敢抬起眼睛。楊伯濤的兒子就坐在下麵，他竟然沒有看見……大廳裏空氣好像凝固了一樣。
12月4日10時整，特赦大會開始，由最高人民法院致詞，宣布特赫十名戰犯名單，按序列唱名，他們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鄭庭笈、宋希濂、楊伯濤、陳長捷、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法官一一授予特赦通知書。第一個叫杜聿明時，他毫無準備，機械地應了一聲“有”，立即站了起來。管理員叫他出列，到前麵一列長凳前，麵向主席台肅立。法官念完特赦通知書全文，杜聿明低頭深深向法官鞠躬，雙手接過通知書，又深深地鞠躬，轉身退到長凳上就座。這時，他再也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熱淚奪眶而出，低頭飲泣起來。攝影記者紛紛將這感人的場麵攝入鏡頭。當十名特赦戰犯都宣布完，輪到杜聿明講話時，他走上講台，頓時聲淚俱下地說：“黨和毛主席對我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頭等戰犯，給予特赦，我無限感激。
誓在有生之年，繼續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自己成為新人，永遠跟著共產黨、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無論遭受狂風暴雨的阻礙，生死以之，決不反顧！”
終於又能坐在一起第一批特赦釋放的戰犯共33名，其中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有十名。這十人中，除陳長捷、盧浚泉兩人外，另八人都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對此，周恩來專門做了安排：這十人加上從撫順戰犯管理所釋放的溥儀，組成一個小組，集中住到北京崇文門內旅館，由總理辦公室的同誌安排他們的學習和工作。周恩來，這位當年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希望這一批人能影響所有的黃埔同學，包括在台灣的“黃埔係”。
剛剛走出功德林的共和國的新公民們，他們住進旅館，各自一間單房，由長期集體生活突然變為單獨生活，一舉一動需要自己考慮，總是惶惶無主，舉棋不定。
他們思想上顧慮重重，心想，雖是特赦了，但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呢？哪些地方可去，哪些地方不能去？再者，對人民畢竟有過罪惡，共產黨特赦了，人民群眾是否同意？
他們對陽光燦爛的外部世界已經陌生，一連幾天，他們甚至茫然不知所措，仍然足不出戶貓在家裏。還是他們之中的老長者曾擴情有主意，他以學生的身份給周恩來寫信，請求“賜教”：今後的路該怎樣走？
周恩來接到信後，立即安排會見。
1959年12月13日，北京市民政局殷秘書通知特赦的十人，明天下午有首長接見，不要外出，在旅館等候汽車來接。翌日下午1時許，駛來一輛大轎車，把十人都接上了車。“這是到什麼地方去？是哪位首長接見呢？”大家都猜不著，又不好意思問。車經過北海大橋後，向左轉彎，有人認出這是到中南海的路。果然，大轎車一直駛進了中南海北大門。杜聿明等下車後，被領進一間大會客室，室內沙發排成一個圓形。這時，一位幹部宣布：
“今天是周總理接見你們。”
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愣了一下，隨即都咧開嘴笑了。他們的驚喜一點也不奇怪。
在座的黃埔一期學生杜聿明、曾擴情、宋希濂、周振強和第三期學生王耀武當年都親聆過周恩來的教誨。他們早就有見見總理的願望，可知道總理忙，誰也不敢開口請求。想不到，今天周總理卻在日理萬機的繁忙中，抽出時間專門來和大家見麵。
但是，杜聿明等的心情又是複雜的，當年不聽周恩來的勸告，走上了與人民為敵的道路，成了人人喊殺的戰犯，在老師麵前又該說些什麼呢？喜悅與羞愧的雙重心情交織在一起，心中五味混雜……
正當特赦戰犯們激動不已、思緒紛紜之際，中央統戰部徐冰部長指著一人，給大家介紹說：“這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他是在撫順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溥儀身穿一套藍棉製服，戴一副深度白色眼鏡。他聽完徐冰部長的介紹後，轉身向大家頻頻點頭致意，然後就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