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鐵城決定做最後的讓步。下午１時，答複總領事村井倉鬆，對於其原先提出的五項要求完全接受，同時下令取消所有抗日團體，由警察一一予以封閉。對於中國方麵的姿態，村井不停地搖晃著躺椅，嘴角露出奸笑。
人們以為戰雲會隨著晚霞退去，醒來會是一個晴天。
錯了。日本的主意已定，吳鐵城就是退進黃浦江，村井也不會滿足。夜間，蔣介石正如往常一樣打開日記，要記上今天最後的一筆，秘書送來吳鐵城的急電：
“萬急。限３０分鍾到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行政院鈞鑒：豔（２９）日淩晨零時３０分據公安局溫局長麵稱：日本海軍陸戰隊於儉（２８）日晚１１時分在閘北一帶開始軍事行動，向我軍進攻；我軍已經抵抗，在交綏中……上海市政府叩。”
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這是“一·二八”淞滬事變發出的第一個報告。蔣介石拿著電報在屋裏轉開了磨，緊皺眉頭：“奇怪，昨天日本領事不是對答複還滿意，表示傍晚撤兵，怎麼到了午夜竟開起戰來？”上海方麵，日本軍隊大肆進攻。日本海軍對日本陸軍占領東北，一直不服，也想為天皇立大功。日本第一艦隊的鹽澤司令吹噓他在四小時內就可以占領上海。他以為，在蔣介石三天亡國論指導下，中國軍隊不敢抵抗，取勝不成問題。出乎意料的是，日軍雖有飛機和海軍的配合，卻經不住願意為國犧牲的十九路軍英勇還擊。十九路軍自從一到上海以後，就以日軍為假想敵演習。日軍６０００人分路進攻閘北，經過兩天兩夜的激戰，十九路軍打退敵兵，使敵遭受重創。日軍假裝說是發生了誤會，願意和平，托英美領事出來調停，要求停戰三天。同時秘密調集軍隊，增加到１萬多人，在２月２日再次發起猛攻。十九路軍在熱情的上海人民支援下，又把日本軍隊趕下海去。日方認為鹽澤戰鬥無能，連連失敗，立刻將其撤職，在２月９日由野村司令帶領３萬精兵再戰。
十九路軍請求增援，請纓的官兵也不少，蔣介石按兵不動，對何應欽說：“哪個軍人還敢去？十九路軍闖了禍，他們還想再闖禍？現在打了十幾天，總算保住麵子，該退了，再不能闖禍了！”
代替陳友仁擔任外交部長的羅文幹，來到南京中山路三元巷的京滬衛戍公署，談起抗敵，對蔣介石一肚子不滿：“當我軍連續幾天戰勝日軍時，英法美各國公使都輪流請我吃大餐，並向我祝賀；後偵知我政府不調兵增援，各國公使都不睬我了。
昨天蔣委員長找我詢問外交情況，有沒有好辦法？我把各國公使對我前後兩種態度照樣告訴他，同時說，有得打，外交有好辦法；無得打，外交也無好辦法，多打一天，在外交上也多一天的好收獲。他（蔣介石）不滿意我，我是這樣說，他免我職，我也是這樣說。”
自３月３日國聯開會決定中日雙方停止淞滬戰爭之後，蔣介石對京滬衛戍公署司令長官陳銘樞說：“《淞滬停戰協定》，最好由淞滬警備司令戴戟或十九路軍負責人會同外交次長郭泰祺辦理。”戴戟來公署時，陳銘樞就把蔣介石的話向他說了。
戴戟眉毛一挑，反詰道：“淞滬停戰的簽字，最好由你簽。”
陳銘樞沉默良久，公署參謀長鄧世增幫陳銘樞說：“孝悃（戴戟字），和平停戰是好事，就算我們打到日本東京去，亦要有和平簽字的一天，為什麼為求和平簽一簽字都這樣固執呢？”
戴戟大為不悅：“如日方認錯的和平停戰協定，我是同意簽的，但停戰協定內有一條‘上海周圍２０裏內不準中國駐兵’，這種喪權辱國的協定，我是堅決不簽的！阿蔣（介石）簽字的人多得很，宋子文、何應欽、吳鐵城等都是能手，何必要我。”
戴戟略含譏諷的話，重重地敲擊著陳銘樞、鄧世增的心，他倆埋頭抽煙，再也不願提起簽字的話題。
最後，也就是李頓調查團到達上海的當天（３月１４日），停戰會議在上海英國領事館舉行，中國代表為外交部次長郭泰祺，日本代表為駐華公使重光葵。此外，英美法各國公使及意大利代辦都參加了會議。中國堅持會議議題隻限於確實停止敵對行動、日軍無條件撤退的原則。日本則打算把“撤兵”和“排斥日貨”等問題纏在一起，以及意圖以“擴大上海公共租界”、“上海自由港”等策謀來拉攏調停各國，使問題拖延下去，但還是在國際壓力之下，於５月５日簽訂了“撤退日軍、恢複事變以前狀態”的停戰協定。正當停戰交涉之中的４月２９日，在上海有朝鮮獨立黨黨員尹奉吉投擲炸彈於日本人慶祝日皇誕辰的會場，將日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炸死，日方代表重光葵也負了重傷。中國代表郭泰祺，也於５月３日被高呼抗日的學生毆傷住院。這樣，５月５日簽訂停戰協定時，協議是送到中日兩國代表所住醫院中簽的名。
在上海的國聯調查團隻做了短暫停留，即乘包租的輪船先到南京，後到蕪湖、九江、漢口，再回到南京，和南京的蔣介石開了一係列的會，會見了行政院長汪精衛和外交部長羅文幹等人，再從南京坐火車北上。
在從南京乘船赴漢口時，中間曾停留九江。在船上的三天，各國工作人員都顯示了他們的工作姿態。歐美人員總是從上午９點至１２點，下午２點至６點照常５月５日，國民黨政府同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又稱《上海停戰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