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此與事實完全不符。新四軍首先進攻鄰近之友軍……
潘大使：新四軍為數不過六七千人，何敢進攻鄰近之大軍？
蔣介石：新四軍之違紀抗命，已非一日，由來已久。餘可保證：新四軍之種種宣傳，純為謠言，絕不可信。貴大使如欲知其詳，餘當派賀主任詳加說明。新四軍違抗命令、傷害友軍與妨礙抗戰之事，自去年春季以來，先後在江北襲擊友軍，指不勝數，中央軍一再寬容，冀其終能覺悟……
潘大使：請問委員長今後如何把握大局？
蔣介石：我保證大局絕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變動。中國當繼續抗戰，直至最後之勝利為止。
潘大使：請問今後新四軍在江北之部隊，將如何處置？
蔣介石：新四軍已經解散，再無新四軍問題可言。餘已為貴大使言明，此絕非政治或黨派問題……總之，更無損及抗戰力量之顧慮，此乃餘所能自信者也。
蔣介石還是將屎盆子扣在了新四軍頭上。
但蘇聯對事件的反應仍很強烈。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及外貿部長米高揚拒絕出席１月１７日晚由中國駐蘇大使邵力子舉行的招待晚宴。這是他到任後的第一次宴會，本來蘇外長已答應出席，但到下午４點忽來電話說有重要公務，改期再來。這在外交慣例上是沒有的事，對邵力子來說也是晴天霹靂。他立即驅車去蘇聯外交部，按重慶來電解釋皖南事變。邵力子富有正義感，對此事也覺難以自圓其說，勉強措辭，剛一說完，蘇外交次長洛佐夫斯基就不客氣地說：“蘇聯人決不做可使敵人快心的事，請問大使閣下，日本人對此事件高興不高興？請轉告貴國政府，勿做使敵人快心的事。”
邵力子左右不是，又按重慶的電報意思說了幾句：“對於新四軍的處置，不得不嚴明賞罰，以利抗戰，對於其他政治及黨派，絕無關係，請勿係念。”
蘇方為避免幹涉中國內政之嫌，向來不對中國大使提及有關中共及其軍隊的事情，但這次卻不顧及，洛佐夫斯基對重慶政府的做法一再追問：“如果真的不擴大與妥善處理，就能不影響抗戰的把握嗎？”
邵力子不好回答。這時重慶外交部、侍從室給他的電報很多，為的是真反共而又偽親蘇，想繼續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邵力子聊以自慰的是，事變後蘇聯並未提出減少援助的話。
蘇聯對中國的事情漸漸謹慎起來，是有點自顧不暇。它獲悉德軍將於６月進攻蘇聯的情報，其中包括中方提供的情報後，乃於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與日本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並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蘇聯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這個聲明顯然是有害於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參加日蘇中立談判的日方代表是鬆岡洋右。他自詡這是他“力學外交的傑作”：當他從柏林到莫斯科時，先在有名的強手斯大林心目中造成一個謎：他特意去列寧格勒遊玩，以消磨時間，而他早就決定了回東京的火車時間。當他一回到莫斯科，便在極短的時間內達成了協議。他認為他這種疾風迅雷般的“物理學”手法，而且沒有超越限度，取得了巨大成功……
中國政府立即於第二天發表聲明：蘇日的宣言，對中國絕對無效。外交部也致電邵力子，切實摸清蘇方對華態度。莫洛托夫說：“此次蘇日訂約基於蘇聯保持和平，並不涉及中國問題……蘇聯對中國繼續抗戰問題，毫無變更。”邵力子從英美駐蘇大使處得知“日蘇此次未另有密件”，所謂日蘇間另有兩項密約的傳聞不確。
同時，蘇駐華大使潘友新亦於４月１９日向蔣介石說明，日蘇條約與中國無礙，蘇聯對中國的政策始終一貫，並不改變。蔣介石擔心的還是怕失去蘇聯的援助，所以不想造成反蘇的印象，連報上也不許刊登反蘇言論。他自己則對部下解釋說：“條約嘛，對蘇有利，亦可謂蘇聯對日計劃之成功，對日本嘛，則有害無利……”他懷中揣的另一本賬是，德國不久將進攻蘇聯，日蘇德關係不久亦將有所變化，他決定維持對蘇關係，對蘇日中立條約也不予理睬。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蔣介石亦喜亦憂的事發生了：德國大舉進攻蘇聯。蔣介石喜的是德蘇交惡，禍水引向了歐洲；憂的是，萬一蘇聯不支，德日打通歐亞戰場，與中國又甚為危險……
“霸王次長”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擊退後，國共兩黨的關係比皖南事變時稍見緩和。１９４１年６月蘇德戰爭爆發後，特別是１２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英、美、蘇進一步合作，國共關係出現了好轉的趨勢，周恩來與國民黨將領的交往依然頻繁。但國共談判沒有新的進展，雙方關係相當冷淡。
１９４１年５月７日開始，日本侵略軍在華北突然發動大規模的攻勢，進攻重點是山西南部的中條山地區。日方出動的兵力有六個師團、三個旅團和偽軍張嵐峰等部，共十餘萬人。中條山脈地處山西南部，綿延３００多裏，有許多利用山石挖成的防禦工事，是國民黨軍隊在華北敵後的最重要的據點。但日軍發動這次攻勢時，負責中條山軍事工作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被蔣介石召至四川，遠離前線。一開始，何應欽親赴洛陽指揮。盡管不少將士拚死奮戰，但由於國民黨忙於內部摩擦，軍隊士氣低落，何應欽又指揮失當，改變原有部署，調走部分主力部隊和中央炮兵團，在中條山實行單線防禦，如此一來，國民黨軍隊在中條山戰役中遭受嚴重失利，喪失七萬多人。國內輿論大嘩，紛紛指責黨軍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