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天已經很熱的時候，周恩來、朱德在前線接到中央局的一份長電，頓時像跌進結冰的窪地。這份長電實際上是在上海的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總顧問的意見。
長電劈頭蓋腦地把紅一方麵軍的作戰意圖批了一頓，而且武斷地要一方麵軍主力分成兩個部分，即所謂“兩個拳頭打人”。盡管包括各軍團的領導也反對這個計劃，但中央局強令執行。
紅軍兵分兩路，給了蔣介石以喘息的機會。集結在中央根據地周圍的國民黨軍隊已達５０萬人。局勢變得十分嚴峻，大戰已一觸即發。
也就在這時，又發生了一件預想不到的事。與中央蘇區接壤的福建第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部想與紅軍謀和，一致抗日，派來了周恩來在旅歐時熟識的吳明到延平前線聯絡。
“快把朱德同誌叫來。”周恩來命令道，他想讓朱德早些知道這個情況。他自己也和通訊員並肩快走。他很清楚，如果紅軍同十九路軍結盟，不僅可以立即消除來自東側的威脅，得以全力對付集結在北線的蔣軍主力，並將由於得到盟友而大大增強自己的鬥爭力量。跟朱德一談完，他馬上致電項英、彭德懷、滕代遠，建議派袁國平在福建西芹地區同吳明麵談，以進一步了解他們的真實意圖。經過會談，彭德懷叫吳明帶去回信，對十九路軍提出的合作表示歡迎。雙方在前線進入休戰狀態。
就在這時，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於９月間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博古雖是中央主要負責人，但他不懂軍事，就把紅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了李德。紅軍尊重李德，把他看作是“太上皇”。可是這位“太上皇”蠻橫粗暴，獨斷專行，誰的意見也聽不進，就會憑他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的一點製圖技術，成天一人躲在房子裏看著地圖瞎指揮。誰提不同意見，他就衝著誰大叫大嚷，揚言要處分。
周恩來還在前線，但對重大軍事行動的指揮權力已被剝奪。有時他看見李德那高傲的眼睛，很想跟他說幾句話或是提個建議，但是李德卻把身子轉過去，好像不認識周恩來一般。
周恩來的眉毛擰在一起，臉色如同掛了霜一般，眼睛含著沉鬱淒楚的神色。他騎的那匹馬也走著走著停下來，周恩來坐在馬鞍上搖晃著，苦苦地撚著胡子。
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５日，蔣介石親自帶著５０萬人，向中央蘇區發起第五次“圍剿”。
由於紅軍的東路軍無法及時北上，國民黨北路軍顧祝同部在２８日搶先奪占黎川，隔斷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同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聯係，使得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就處於不利的態勢。
周恩來繼續同十九路軍秘密聯絡。１０月初，吳明陪同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暗自到達瑞金。２６日，雙方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立即停止相互間的敵對行動，臨時劃界而治；恢複商品貿易，解除對蘇區的經濟封鎖。那幾天，周恩來突然臉上有了一絲笑意。正在紅軍危在旦夕之時，１１月２０日李濟深、陳銘樞和十九路軍將領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反蔣抗日。蔣介石不得不將原來用於進犯蘇區的主力部隊轉向福建，使得被擠壓的紅軍鬆了一口氣。
周恩來會同朱德，不失時機地向贛東北根據地發出指示，集中兵力，截擊敵行動部隊。
朱德喊著：“命令三軍團、五軍團側擊蔣介石入閩部隊！”
周恩來搖了搖頭：“我們現在哪有這樣大的權力，我們的這個意見隻有報給中央，等待他們的批準。”
朱德不滿地搖搖頭，沉默了。
周恩來把通訊員叫來，把上報文件和與十九路軍來往的信件的抄件交給他，讓他送到毛澤東手裏，反複交代：“你不要同任何人談起這件事。有人問起，就說我讓你去給鄧穎超送信。”同時，周恩來挑選了老練的地下工作者潘漢年去福建聯絡。
潘漢年受過良好教育，有一個富有的香港妻子，還是上海青幫頭子杜大耳的朋友，他很善於在各種人士之間穿梭引線。他走了。周恩來第二天就接到軍委的複電：
我們不應該付出巨大的損失去同這路敵軍作戰，還是讓十九路軍替我們去打該敵……
周恩來的臉顯然已轉成了灰色，他迅速地眨著眼睛，臉部的肌肉神經質地痙攣。
他不相信這是軍委的回電。尤其後麵一句更讓他難以接受：
以十九路軍和陳銘樞、李濟深輩在福建所組織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
這個訓令也使朱德失去了最後一點忍耐力。他向四周看了看，向籬笆撲去，拔起一根木樁，舉起來就打……嘴裏發狠地喊著。
以後，中央局和軍委又多次來電，嚴格限製朱德、周恩來的行動。一忍再忍的周恩來終於被激怒了，他向中央局負責人博古和軍委負責人項英發去一封電報，申明：連日電令屢更，使部隊運轉增加很大困難，請在相當範圍內給我們部署與命令全權，免致誤事失機……事關戰局責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請！
周恩來的電報不但沒有改變中共中央的偏見，反而招惹得“太上皇”大發雷霆。他騎上馬，來到前線，在周恩來身旁跳下馬，把韁繩狠狠地甩給衛兵。約莫有五分鍾，他們誰也不說話，默默地步行。似乎，一場不可避免的爭吵就要爆發了。
周恩來已經準備承受一切後果。李德也顯得異常激動。他打量了一下周恩來，把皮帽子直壓到眼睛上麵，激烈地但非常清楚地讓翻譯說：“中央局決定取消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一方麵軍的名義和組織，原前方總部撤回後方，並入中革軍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