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印刷物上，有兩個要義：前一段是先生聲述關於３月２０日事變之苦衷，後一段是先生改正國民黨內共產分子態度之意見。
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說：“我要講也不能講。”“因為這種內容太離奇太複雜了，萬萬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這革命史上表現出來。”“我因為全部經過的事情，決不能統統講出來，且不忍講的。”“還有很多說不出的痛苦。還是不能任意的說明，要請各位原諒。”“今天還有我不忍說的話，我隻有我個人知道。”先生這些不忍說出的事，若和中國共產黨無關，我們自然沒有要求先生說出的權利；如果是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事，請盡管痛痛快快的說出，絲毫也不必掩藏。因為先生說出後，若證明是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則社會自有公評，共產黨決不應該是一個文過護短的黨；若證明是黨員個人的錯誤，這個人便應該受兩黨的懲戒。在革命的責任上是應該如此的。
先生說：“當３月２０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誣陷我，並且想拆散本校，……但這不過是局部的一二個人的陰謀，……我自汕頭回到廣州以後，就有一種倒蔣運動。”——想誣陷你想拆散軍校的一派人是誰，有陰謀的一二人是誰，運動倒蔣者又是誰，先生都未明言，我們當然不能冒認；不過３月２０日事變後，第一軍中實際撤退了許多共產分子及有共產分子嫌疑的黨代表及軍官，因此上海各報都一致說３月２０日事變是中國共產黨陰謀倒蔣改建工農政府之反響；現在先生對全體代表訓話中，雖未明說中國共產黨有倒蔣陰謀，而全篇從頭到尾，卻充滿了指責共產黨同誌的字句，使聽者讀者都很容易推論到中國共產黨實此次事變之陰謀者；這是很自然的事。建設工農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壞的事，可是現在就主張實行起來，便是大錯；倒蔣必以蔣確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３月２０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且正當英、日、吳、張反動勢力大聯合，攻破北方國民軍之時，複在廣州陰謀倒蔣，這是何等助長反動勢力，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這樣一個反革命的黨，你就應該起來打倒它，為世界革命去掉一個反革命的團體；如果是共產黨同誌中哪一個人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你就應該槍斃他，絲毫用不著客氣。不過我知道我們的黨並且相信我們黨中個人，都沒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當李之龍因中山艦案被捕消息傳到此間時，我們因為李最近曾受留黨察看的處分，以為他已加入反動派了，後來見報載中山艦案乃是李之龍受命於共產黨的倒蔣陰謀，我們更覺得離奇，最後接恩來來信才知道李之龍是上了反動派的圈套）憑空受這反革命的栽誣，這是我們不能夠再守沉默的了！
先生所舉各種陰謀之第一個事實是：“有人對各軍官長說是共產分子在第一軍內雖然不多，但是這些分子，一個可以當十個用的，並且有團結的，可以隨時製服其他一切的，還有人在演講之中，說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後，才殺共產黨，難道中國革命沒有成功，就要殺共產黨麼？’這些話統統引起一般軍官恐怖與自衛的心思，所以對於黨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懷疑了，所以他們軍官有要求共產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實，並且由他自衛心而起監視的舉動。”這個事實，不能證明共產黨有倒蔣陰謀，而是證明孫文主義學會的軍官有排除共產分子之意誌。何以見得呢？對各軍官說共產分子如何如何，當然不像共產黨自己的口氣，說土耳其殺共產黨這段話，我未曾聽見共產黨人說過，隻傳聞孫文主義學會中人向汪精衛先生攻擊共產分子時，精衛先生說過這樣話，其實否尚不可知，即令精衛先生有這段話，隻足以證明孫會中人是何等反對共產分子，而絕對不能證明共產分子擬如何倒蔣；並且精衛先生是說要殺共產黨，不是說要殺孫會中人，照情理隻有共產分子聽了精衛先生這話而恐怖不安，為什麼反是孫會的軍官聽了這些話引起恐怖與自衛的心思，並要監視共產分子全部退出呢？並且先生還說，“如果當時我校長不在的時候，當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劇烈，也未可知的”。這話誠然，如果先生當時不在廣州，孫會中人會當真大殺共產黨，而且我們還聽說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歐陽格、吳鐵城輩還要徹底幹下去，這些事實正足證明精衛先生即令有那樣的話，卻非神經過敏，更不是有意“激動風潮”。先生要知道當時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國大會，和廣東孫會互相策應，聲勢赫赫，３月２０日前，他們已得意揚言廣州即有大變發生，先生試想他們要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