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賈昌朝並合“窄韻十三處”的語音依據
張民權
提要：本文主要研究了吳棫《韻補》語音性質與宋代語音史方麵的一些問題。上篇著重討論了吳棫裏貫與《韻補》的著述體例問題，辯證了《韻補》“閩音”說的一些是非錯誤，重新確定了《韻補》在研究宋代語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下篇介紹了《韻補》韻係特點，論證了《韻補》與宋代語音史的關係。通過與《集韻》、《切韻指掌圖》、《韻會》等韻書材料的比照互證，揭示了《韻補》語音現象的本質問題。
本文重點討論了《韻補》韻係與《集韻》編撰的關係，《集韻》文欣二韻同用與小韻移並問題，鹹攝六韻的同用與小韻移並問題，與《韻補》韻係一一吻合，從而為《集韻》“實際語音說”的編撰問題提供了直接的語音證據，破解了曆史上著名的賈昌朝並合“窄韻十三”的漢語史難題。這一重要發現，有助於宋代語音史問題的解決。
關鍵詞：吳棫《韻補》樞紐作用宋代語音史
上篇：吳棫生平籍貫與《韻補》“閩音”說之澄清
一、關於《韻補》語音性質的是非討論
長期以來，學術界在討論吳棫《韻補》的時候，一般是把它當作宋代古音學的文獻資料看待，其次，是把它當作宋代方言史的材料看待。很少有人注意到它與宋代語音史的關係。因而它在近代漢語語音史上的研究價值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人們之所以把它看成古音學的材料，是因為自吳棫著作《韻補》和《詩補音》之後，傳統音韻學意義上的“古音學”才真正有了開始。傳統古音學的任務和特征概括起來不外乎有二，一是從文獻出發，係統地考證漢字古音讀；二是參照《廣韻》重新部分古韻部。而這些工作都是從吳棫開始的，吳棫於古音學有開山之功。其後宋元明清學者在探討漢語古音韻的時候，都是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的，無論是明代的楊慎、陳第，還是清代的顧炎武、江永等，其研究都是如此，隻是研究的側重點、研究方法和研究成績大小不同而已。
把《韻補》當作宋代語音史或方言史的材料看待的，主要始於20世紀80年代之後。李行傑1983年發表的《吳棫〈韻補〉與南宋聲母》，是較早關注這方麵問題的研究論文。90年代中又發表了《知莊章流變考論》一文（《青島師專學報》1994年第2期），仍然以吳棫《韻補》知莊章三個聲母的音釋情況討論宋代語音史問題。而較早將《韻補》音係特點與宋代其他音韻學文獻聯係起來考察的是李思敬《從吳棫所描寫的某些南宋“俗音”音值證 〈切韻指掌圖〉的列“等”》，該文發表於《音韻學研究》第三輯。此外，從1986年開始，賴江基發表了係列研究《韻補》古韻方麵的研究文章，指出了《韻補》古今音韻糅合的問題。可惜，自此之後，人們的研究在此方麵未能繼續深入下去。在這些先生的研究中，有時還不免夾雜一些“閩方言”的立場。
視《韻補》為閩方言文獻性質的，一般為研究閩方言和朱熹《詩集傳》的文章。人們在研究時，往往將一些閩方言問題與吳棫《韻補》和朱熹《詩集傳》掛鉤，並且將其中一些語音現象諸如資思韻問題視為“閩方音”。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朱熹《詩集傳》的葉音注釋主要采自吳棫《詩補音》，而吳棫祖籍為閩北建安，朱熹也在閩北的尤溪和崇安長大，就這樣人們似乎有理由將二者聯係起來，而《韻補》也就被深深地打上了“閩方音”的烙印。
先是20世紀80年代初，王力先生在研究漢語語音史時，以朱熹《詩集傳》和《楚辭集注》的葉音為參照，討論宋代語音史問題，並著有專題研究論文《朱熹反切考》，這是繼台灣學者許世瑛先生之後大陸第一篇以《詩經》葉音材料研究宋代語音史的力作。王力先生從中總結出很多新的語音現象，其中關於舌尖元音資思韻的揭示，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關注。值得一提的是，王力先生並沒有把朱熹的葉音材料當作“閩方音”看待，而是直接把這些語音現象視為宋代語音問題，否則，王力《漢語語音史》宋代語音史部分就得推倒重新再來。繼後，賴江基也作了同樣研究，發表了《從〈詩集傳〉的葉音看朱熹音的韻係》一文，在韻部劃分上大部分相同，其中相同的有21部，互有出入的12部。1995年，邵榮芬先生發表《吳棫〈韻補〉和宋代閩北建甌方音》一文，雖然沒有從正麵直接否認王力先生，但該文將《韻補》定性為閩北方音的產物，卻從一個側麵否認了王力先生之說。這篇文章成為後來人們在討論吳棫或朱熹基礎方音的定論之作，至今人們還在引用它的觀點。2001年，蔣冀騁先生發表了《朱熹反切音係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說質疑》一文，對許世瑛和王力的觀點表示懷疑，其理由就是朱熹葉音來自吳棫，而吳棫為閩人，所以，“朱熹葉音反切中沒有舌尖前高元音，葉音改讀完全是閩方音的反映”。在此前後，劉曉南君發表了係列有關宋代閩方言的研究文章，一再強調吳棫和朱熹的方言基礎是閩方言。王力先生的研究麵臨著嚴峻的挑戰。
由於《韻補》葉韻現象比較複雜，其語音性質當時難以論定，因此，王力先生沒有用到《韻補》等文獻材料，大概是出於謹慎起見。今天，我們完全可以用吳棫《韻補》葉音來印證朱熹葉音反切中的語音問題，我們認為，王力先生的一些結論基本上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