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們所知，強迫戰俘在惡劣的條件下用雙手修建泰緬鐵路，是經日本最高當局批準的，從而使得成千上萬的俘虜在修路過程中喪生。是這樣的嗎？”法庭上傳來威嚴的聲音。
東條聽了，頓了頓。顯然，這回他不能推說自己不知道了。不過，他依然有借口推搪：“我們沒料到會有俘虜喪生。”
接著，他又老生常談地說，俘虜喪生或許與具體執行人有關。
稍後，他又來了一個轉折，說，按照日本人的性格，但凡日本人都不能容忍犯下這種罪行。
他的意思是，具體執行人也不存在問題。
那麼，俘虜喪生是俘虜自己的問題了？
事實恰恰相反。許多證人出庭作證，證實了在修建這條“死亡鐵路”時，日軍所進行的非人的虐待。
當時，日軍強迫各個占領國的戰俘和平民為他們修建鐵路。泰緬鐵路全長415公裏，從1942年11月動工，到1943年10月建成，共有5萬英國、荷蘭、澳大利亞戰俘參與修建，此外還有10萬勞工、1.5萬日軍士兵。如果把他們拉開手臂排列，其長度恰恰等同於鐵路的長度。修建期間，施工條件殘酷，勞動繁重，加之日軍的任意毆打，有1.2萬名戰俘死去，陸續死去的勞工累計有25萬人。
由於戰俘和勞工不斷死亡，需要不斷補充人手，僅爪哇一地被強征的勞工，累計就有30萬人，其中，死於非命的有23萬，隻有少數人最後曆盡千辛萬苦回到了爪哇。
在缺吃少穿、疾病橫生的情況下，日軍對待戰俘和勞工格外殘忍。有的受難者，其鼻孔和口內，都被注入了煤油或水，導致受難者腸子破裂而死；有的受難者，被懸空吊住手腕、胳臂或腿，直至關節脫臼，然後棄之廢墟；有的受難者，被強迫跪在鋒利的工具上，或者被電擊、拔指甲，女性還被強迫脫光衣服，坐於炭爐之上。
納粹德國對待戰俘非常狠毒，但日軍的狠毒更甚於德國：納粹囚禁下的美國戰俘，每25人中有1人死亡；而日軍囚禁的戰俘，每3人中就有1人死亡。
這些情況在東京審判中都被一一指證，還有日軍士兵也出庭作證說，有8名美軍飛行員被俘後，曾被他們取出肝髒，切成薄片，用以佐餐。
大量的證人證言，無可駁斥地、有力地推翻了東條的狡辯，也令旁聽者聞之色變、心有餘悸。東條雖然故作鎮定，但終究無言可對。
可是，當法庭訊問中國戰爭一節時，他的強硬態度和狡賴手段，又再度出現。
一日，檢察官問東條，日本一共派遣了多少軍隊到中國去？一共殘殺了多少中國人？
東條帶著一絲嘲弄對檢察官說：“餘不能盡憶，如閣下知之，餘可作答。”措辭簡短、尖銳，極為狂傲猖狂。
東條不僅說日本進行的是自衛戰爭，把發動戰爭的責任推到美國人身上，當談到中國戰爭時，又把戰爭的責任推到中國人身上，仍說自己是被迫作戰。
檢察官忍無可忍地問道：“難道殺戮200萬以上的中國人也是出於自衛的考慮嗎？”
東條不吭氣了。
在2年左右的審判過程中，東條在為自己辯解的同時，還不忘為日本塗脂抹粉。當法庭的首席檢查官於1948年1月2日訊問東條，日本的政治機構是否抄襲了德國納粹的方法時，東條竟然狂怒起來。
他說，日本用不著仿效什麼德國、什麼納粹，日本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方法。
他說話的時候，語速極快，語調尖銳，甚至有些走了音，激動得很厲害。
東條還千方百計地為裕仁天皇辯護。
“對英美宣戰是我幹的，與日皇裕仁無關。日皇對於宣戰完全無辜，日皇具有愛好和平之精神，一切責任均由我東條一人負責好了。”
東條承認是自己發動的英美戰爭，從而把天皇的“嫌疑”撇清了。按照他的供詞，天皇隻是一個“傀儡式橡皮圖章”。
東條的表現，讓一些日本國民相當吃驚，在長達2年的審判中，日本人一直把東條當成一個仇恨的對象來看待，有時，他們又把他當成一個低級笑柄，但東條保護天皇的行為，陡然讓一些不了解事實真相的日本人對他刮目相看，覺得他很有“擔當”，很“仗義”。在這部分人眼中，這個惡棍，由此竟變成“好漢”了。但大部分深諳真相的人，依然是不為所動的。
1948年1月5日，到法庭觀看東條受審的人更多了。因東條在庭上表現驕橫，越來越多的人想看看法庭將如何推翻他的胡攪蠻纏，如何給予他應有的懲罰。新聞媒體報道說：“東條的吸引力，已經超越了好萊塢女星桃樂賽拉摩。”
法庭每天開庭2次，上午3個小時，下午3個小時，一共準備了200張左右的旁聽券，本來是免費提供給旁聽者的。但有人排隊從外交部那裏領取了入場券後，轉手就賣給了黑市，黑市再以500元一張的價格，天價賣給求購者。因為供不應求，黑市的售價，又一躍而升到了1000元一張，但還是有買不到的人跳著腳叫罵。
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在這場較量中，東條屢出狂言惡語，到處栽贓嫁禍，利用辯護的機會，大肆重申日本在戰時的宣傳。但法庭並沒有被邪惡的力量壓倒，檢察官們收集了大量的證據，一樁樁、一件件，明確無誤地揭露了他的醜惡嘴臉。在庭審時，當東條在辯護書中依然進行反華宣傳，並聲稱對中國作戰是合法的戰爭時，法庭對他的叫囂采取了斷然的厲斥，並命令他刪除辯護書中所有帶有嚴重侮辱性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