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布洛伊爾的謠言和錯誤信息，評論家們提供了兩種解釋——一種內部解釋，一種外部解釋。首先，像希爾施米勒，韋伯斯特和博爾奇-雅各布森都同意，布洛伊爾治療失敗的故事讀起來像是弗洛伊德的重構或解釋。確實，在1914年和1925年出版的兩本關於布洛伊爾遭遇帕本海姆愛的移情的書中，以及在1932年的私人信件中，弗洛伊德明確地使用了“重構”語言以使人們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觀點。同樣，謠言更多是基於蓄意編造的事實，而不是基於真正的事實。——這又是一個回顧性錯覺的例子。因此博爾奇-雅各布森寫道，謠言是“弗洛伊德”的想象，是一種事後的錯誤記憶，旨在為安娜·O接受原始的“談話療法”遭到的極度失敗進行辯解。或者正如希爾施米勒更為簡潔的總結，“弗洛伊德-瓊斯所講述的安娜·O中止治療的故事應被看作是一個神話”。第二種解釋是謠言的瘋狂傳播與個人權威性和職業威望有關。說服布洛伊爾不情願地出版這個個案研究之後，弗洛伊德指望布洛伊爾麵對謠言能保持沉默。畢竟，布洛伊爾是一個非常有名且受人尊敬的內科醫生，他根本不想暴露自己曾經參與所謂的安娜·O騙局。如果事情暴露的話，那簡直就是荒唐至極。為什麼呢？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把他們編造的關於治療帕本海姆的書出版了，他們厚顏無恥到如此地步，至少部分是因為，他們知道帕本海姆絕對不會公開反駁他們對此事件的說法。因為在講德語的國家裏想要成為知名人物並非易事，告訴所有人談話療法事實上隻是一個精心編織的謊言可能造成的後果，帕本海姆實在承擔不起。換句話說，正如布洛伊爾一樣，她也需要維護自己的名聲，她當然不願意將自己令人頭疼的、藥物成癮的個案曆史的真實故事暴露在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以外的任何人麵前。正如博爾奇-雅各布森寫的那樣，因此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依靠她的沉默攫取了他們的理論財富；哪怕從她口中隻說出一句話，都足以戳穿整個騙局”。
弗洛伊德利用種種機會、暗中操縱別人，他設計操縱他的導師沙爾科，他的病人帕本海姆，最後是他的老朋友布洛伊爾。正如評論家和曆史學家理查德·韋伯斯特所言，弗洛伊德利用布洛伊爾的權威來確立他自己的威信，並最終確立了自己的威信，然後逐漸削弱與布洛伊爾早期的聯係來表明他的獨創性。這段話說明弗洛伊德為了取得成功而不惜任何代價，甚至友誼。
鑒於安娜·O案例的事實，有人懷疑帕本海姆對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的評價很低就不為奇了。據她的朋友多拉·埃丁格所說，“帕本海姆避而不談她的這段生活經曆，而且極端反對（為他人）提供任何精神分析治療的建議”。當然，鑒於她的開創性個案的可怕事實，我們很難不同意她的批判性評價。同樣，善良的布洛伊爾被他年輕的、野心勃勃的同事利用了，肯定也會感到很難受。可以肯定地是，當《癔症研究》於1908年再版時，他不想和這本書也不想和弗洛伊德的後期“發現”有任何關係。在這一新版本中獨立的前言中，布洛伊爾寫道：“就我個人而言，我從《癔症研究》的第一版出版以後，就沒有積極地處理此類個案；對於這項研究的發展，我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而且對於1895年的寫作部分，我也沒有增加任何新鮮內容”。
結論
關於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學派，雅各布森得出了不討喜的結論，而其他人出於禮貌都避免做出這種結論。在一次關於安娜·O的演講中，博爾奇-雅各布森坦率地表示：“在除精神分析之外的任何領域，這種錯誤的主張將被完全認為是騙人的，而且他們提出的理論也會遭到拒絕。”作為結論，我想繼續保持雅各布森的這種精神，並詳細地說明修正論者對精神分析的曆史徹底批判之後，精神分析還會留下什麼？為了這一目的，我認為精神分析思想的三個標誌性術語應該被立刻拋棄。
首先，應該拋棄無意識：我們沒有理由堅持這樣一個理論，這個理論繼承了令人懷疑的梅斯梅爾術和催眠術（這與人們有時所謂的認知無意識無關）。魔鬼（Boogie-men）和一些不知名的勢力可能編造優秀的床頭故事，但是他們絕對不可能使故事成真。正如安娜·O的個案充分證明的，無意識的神話是與一心想證明其觀點的妄想狂進行會談的直接結果；而且，一次會談不僅提供了一種症狀語言，而且使人們因之而患病（或者，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將因換成根據它）。例如，它使人們“深入挖掘”直到發現雙重意識，然而雙重意識僅僅是一種關於精神財富的過時理論。再者，無意識理論鼓勵患者回憶明顯錯誤的記憶——這些錯誤記憶有時荒唐可笑，有時卻悲慘至極。
第二，談話療法：如果無意識當中除了需要我們忍受的會談——鉤子、長線和鉛垂——之外什麼都沒有，那麼接受宣泄式談話療法就沒有任何必要。因為我們聽到的唯一的東西，是通過無意識的會談（discourse）所獲得的期望（或者所謂的自由聯想）。簡言之，我們將聽到所謂的精神分析（或者梅斯梅爾術、動物磁力、催眠術、宣泄等）的回聲，正如天主教堂在過去數百年的精神產物中發現了本教教義的回聲。恰如布洛伊爾在他的“癔症研究”的“理論”貢獻當中所寫的，“分裂的心靈是魔鬼，早期迷信時代的直接觀察認為，這些病人身上都附有這種魔鬼”。正是由於這一原因，那唯一需要拋棄的“異物”就是精神分析本身的循環會談和暗示性的模糊話語。
第三，壓抑：由於壓抑沒有去處，因此也就不存在一個分裂的下層空間讓個體遭受困擾，正如羅斯福所說，恐懼並非來自“壓抑”，而是來自恐懼本身。簡言之，壓抑僅僅是精神分析的另外一個神話。而且，必須要承認，甚至普通的“壓抑”概念正如回避一樣是毫無根據的：原因非常簡單，沒有人因“壓抑”而患病，那些患病的人僅僅是在弗洛伊德所普及的關於壓抑的專家會談過程中罹患疾病的。確實，最近的研究發現，適當的壓抑是可以理解的——這種壓抑即弗洛伊德所說的“鴕鳥政策”，也即“心理壓抑的第一個例子和原型”——它們可能會使人盡快地從創傷中恢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近的研究顯示，從長遠來看，那些對著治療師沒完沒了的傾訴創傷性經曆的人比那些能忍受痛苦的，避而不談的人更加糟糕。因而，延遲效應， Nachtraglichkeit（事後性），也就是壓抑的創傷性發作。
精神分析也就是這麼多。
另一方麵，讓精神分析的忠實信徒相信修正論者對“安娜·O”的評價，或者，相信對精神分析的合理而真實的批評都是不太可能的。這就是精神分析“推理”的美妙之處：像其他的矛盾修飾語一樣，“心理現實”是精神分析語境中的合理概念，即事實比幻覺還要不真實。很明顯，精神分析使用這一高於（或者低於）事實的事實，即無意識，僅僅是在製度的水平上再次發動了古時傑基爾（Jekyll）和海德（Hyde）的爭論。除了索引字母A/B和O/P的差別之外，我們發現在編造的安娜·O案例和貝沙·帕本海姆的真實故事之間存在著同樣的爭議。
那就是說，對那些還沒有完全看到傑基爾和海德、貝莎和安娜·O這類神話的相同之處的人來說，可能會將修正論者對精神分析的批判體驗為一次創傷或一場噩夢。具諷刺意義的是，他們都是幸運的。但是僅就他們如何處理創傷——即所謂的事實——這個問題還遠遠不能確定。如果曆史能告訴我們些什麼，尤其是關於精神分析的曆史，那麼隻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大肆吹擂的人總是存在的，以確保我們能偶爾從電影、小說、連環漫畫，戴爾·卡內基，或者可能是梅斯梅爾自己那兒，得到這樣一個陳腐邏輯，即我已經聽到這些：當我數到三的時候，伸出我的手，你就會平靜放鬆的醒來——但是完全記不起來你剛才聽到的話……
2 辯論、抗議和歇斯底裏的約瑟夫·布洛伊爾
希波呂忒（出演一個愚蠢的悲劇）：我從來沒聽說過比這再蠢的東西。
忒修斯：最好的戲劇也不過是人生的一個縮影；最壞的隻要用想象補足一下，也就不會壞到什麼地方去。
希波呂忒：那得是靠你的想象，而不是靠他們的。
忒修斯：要是他們在我們的想象裏並不比在他們
自己的想象裏更壞，他們也算得上是頂好的人了。
——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第五幕，第一場
當約瑟夫·布洛伊爾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於1895年出版《癔症研究》一書時，他們就發現自己卷入了真實的（ture）癔症病因觀的辯論。眾所周知，布洛伊爾在這場辯論中是一個不情願的參與者，學者們提供了一大堆相互矛盾的解釋來解說這一事實。但是，據我所知，沒有人真正考慮過布洛伊爾的不情願可能是因為他懷疑他和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論假設。盡管布洛伊爾是一個生理學觀點的忠實倡導者，其生理學觀來源於沙爾科和巴黎學派，但是我認為他同時也受心理學觀和意念（ideogenic）觀的影響，這種觀點和貝爾南及南錫學派有廣泛的聯係。這種矛盾心理在他的被人們忽略的《癔症研究》的“理論”貢獻中得到了很好的證明，也在他和弗洛伊德於1893年出版的早期的通信一書中有所體現。
回顧曆史可知，1893年8月沙爾科去世時，關於癔症的辯論已見分曉，在那時，巴黎學派的觀點即刻遭到了普遍的批評。以前沉默的弟子開始講述訓練和模擬的故事，首先，這對於南錫學派和保羅·朱利葉斯·莫比烏斯等批判者的批評來說，無疑提供了堅定的支持；其次，也支持了癔症的心理學觀，即認為癔症是一種形成想象或觀念過程中產生的疾病，或者說癔症是想象的產物。使事情更為複雜的是，沙爾科日益意識到了想象在癔症症狀產生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從很大程度上說，沙爾科實際上開始退出嚴格的器質病變說的行列，並且不再堅持“癔症的鐵的定律”的遺傳學觀點，以至於一個學生充滿諷刺地說，漸漸改變的沙爾科無意之間成了“南錫學派的明星學生”。
當布洛伊爾的同事，諸如阿道夫·馮·斯圖貝爾等人，或多或少地把南錫學派的已有批判指向《癔症研究》時，毫無疑問，導師命運的突然轉變使他感到尷尬。南錫學派的批評是，他們的研究結果被暗示汙染了。當然，《癔症研究》的出版時機也是糟糕透頂了。這是因為，盡管在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1893年1月發表他們的“早期通信”時，癔症的器質病變說的解釋仍然是爭論的焦點（根據癔症的器質病變觀，神經係統的損害會引起癔症症狀的出現），但是對這一領域的大多數人來說，這一觀點在該領域內保持著導向範式。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確實強調，認可莫比烏斯和凡·斯圖貝爾的反對觀點，但僅僅是間接的，並且隻是在腳注中有所體現。他們對自己的矛盾之感做出如下說明：
莫比烏斯和斯圖貝爾等人的癔症觀與我們的觀點相似，我們不可能區分出這本“早期通信”中的新觀點和莫比烏斯、斯圖貝爾等人的觀點。我們發現，和我們將要在備注中所探討的關於癔症問題的理論和治療觀最接近的研究，已經由（莫裏茨）貝內迪克特發表了。這些我們將在別處討論。
這個腳注最顯著的地方是，在得出著名的結論“癔症主要困擾於回憶”後，卻遺漏了沙爾科的名字，而這一論斷正是由沙爾科在他的創傷性癔症理論中首次提出的。而與這一結論同樣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和布洛伊爾的兩個評論：第一，“將新觀點和其他作者，諸如莫比烏斯和斯圖貝爾的觀點進行區分，對我們來說是不可能的”；第二，盡管存在如上所述的困難，但是他們認為自己的研究和貝內迪克特的很相似。在最後一句話中，他們似乎想表明他們有在“別處”找出二者之間的相關或者無關的意願。
關於癔症病因的辯論的背景決定了這個相當矛盾的腳注，並且也決定了布洛伊爾在他的1895年的“理論”章節中的理論取向。因為由莫比烏斯等人倡導的癔症的意念病因觀和貝內迪克特等人倡導的癔症的生理病因觀尚處於爭論之中。
現在看來，如果在1893年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已經小心地指出了他們接受癔症的意念解釋觀的某些方麵，那隻是因為，他們無論如何都不相信這種觀點會取代基本的癔症生理病因觀。正如布洛伊爾在“理論”一章中所寫的那樣，觀念對癔症的致病作用可能大於現在人們所認為的程度，但是觀念絕不是唯一的，或者最重要的因素。在這方麵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對後期的沙爾科保持完全的忠實：即他們既認可新出現的心理學觀或者主觀的解釋，也不放棄生理學觀或客觀解釋。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雖然在1893年發表的論文中已經表示出想要解釋他們對老朋友貝內迪克特的歉疚，但卻並沒有在《癔症研究》中解釋清楚的原因：他們在字麵上使用了“在別處”來搪塞過去。
請注意這個“在別處”，布洛伊爾認為，伴隨著所有的癔症症狀都是理念性的結論，莫比烏斯特別地“將癔症的臨床單元（clinical unity）分成兩半”。可是，即使這樣，布洛伊爾依然重申了生理學觀點，通過設置限製而兩麵下注，拒不考慮任意下注是徒勞的。在《癔症研究》的“理論”篇中的開篇和結尾所展示出的辯論性姿態（rhetorical gesture）最引人注目。在討論中，以對使用了心理學的術語道歉而開篇，對這個心理學術語的使用，布洛伊爾感到抱歉，但又認為別無他選，所以，他請求“讀者們”原諒他可能會混淆自己的癔症觀和同事的癔症觀。關於“共同特性”的話題，他做出了以下陳述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附注（proviso）：
現在試圖提出自己的癔症觀和癔症的精神基礎的人，沒有誰能夠避免重複大量其他人的思想，這些思想正在從個人所有物轉變成公眾所有物。確定是誰第一個發表該觀點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會有將其他人已經說過的話認作是某個人的個人觀點的危險。
布洛伊爾認為，將其他人的著作看作個人所有物是一種“危險”——這種可能性會導致剽竊或者挪用。
當然，這段話重申了1893年“早期通信”（前麵引用過）腳注中的觀點，後來這篇文章成了《癔症研究》的第一章。但是重申的觀點還是有差異的。因為不像附注給人的第一印象那樣，在附注中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表示，這種危險與“早期通信”這一媒介的局限性有關係，然而布洛伊爾現在表示，附注總體上說和癔症領域更有關係。把疑問留給了我們，我們將會找到癔症病因觀爭論的答案。
這段話也充滿了自我反省，首先問這樣一個問題：布洛伊爾是以他的同事為代價尋開心麼？像他的同事如莫比烏斯，誤將整個癔症領域看作精神領域的一部分。畢竟，他和貝內迪克特都是癔症的生理病因觀的代表，布洛伊爾沒有冒險追究癔症的生理病因觀，而是非常尖銳地指向那些想“提出關於癔症和癔症的心理基礎的觀點的人……”（注：此處的強調語氣由作者加上）。在這一方麵，布洛伊爾的觀點確實是一個尖銳的玩笑，但對那些主張觀念會單獨引起癔症的人來說，這也是一個警告。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思想觀念是所有有意識的生物的一般性質，相比於體質更容易受到遺傳規律的影響；思想觀念是像布洛伊爾這類的天才在一定的規律基礎上所追求的事物。簡言之，思想如果不加以概括，就如在光滑的斜坡上再塗一層油，正如莫比烏斯1888年說的那樣，“可以說，每個人都是歇斯底裏的”。這並非偶然的，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在1893年發表的“早期通信”中，引用的正是莫比烏斯的這篇文章《關於歇斯底裏的概念》。
使布洛伊爾非常擔心並且決定了他的“理論”的貢獻性大小的危險是，莫比烏斯的觀點（即我們每個人都是歇斯底裏的）正確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我們確實被所謂的意念這一“共同特性”所控製，不能客觀的診斷，被迫接受一半的臨床征象——即癔症，那麼如果我們經常將他人的思想或者著作誤認為是我們自己的，或者總是混淆他人說話的內容，說話的時間，我們應該得到寬恕。或者還有，我們必須接受這一點，即我們總是傾向於將他人的公開言論誤認為是自己的，這表明，我們可能是易受意識控製之外的暗示力量影響的、易上當的玩偶。因此具有生理學家背景的布洛伊爾指責莫比烏斯和其他意念解釋觀的支持者，他說：“我認為癔症是基於經驗發現和觀察的臨床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