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版作品，應該與農人耕耘收獲，碾打入倉一樣，視為尋常事情。這樣，如同農人總結豐歉，對出版的作品，也往往作一番檢討。
回顧走上文學道路的四十年中，創作逾千萬字，結集近四十本。這當然不能說是成名或成功。世間百業，唯創作不以數量論英雄。打開中外文學史，以幾首小詩，一篇散文，或僅是一副楹聯青史留名的大有人在。我以為，讀者與歲月比諾貝爾獎評委更加公正。
有人把作品比喻為作家的孩子。就我體會，有一定道理。一部作品的孕育過程，出版後的優劣得失，也如“知子莫若父”，作者最為清楚。應該說，《山祭》《水葬》在我創作生涯中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不僅因為是長篇小說，在體量和規模上超過其他著作；更重要的是我多年農村生活積澱的結晶。關於這兩部作品，我各寫過一篇體會，已講得比較充分，附在作品後麵，便於感興趣的讀者閱覽。唯需補充的是，愛之越切，恨之越深。不止一位朋友建議對這兩部作品進行修訂。隻是，在《山祭》《水葬》問世之後的二十年間，我的興趣由文學轉向文史，缺了心緒與機遇。在完成蜀道、絲路與唐蕃古道的探尋踏訪，三部六卷文史行走作品也已出版，塵埃落定。終於可以騰出手來，“治理”作品中的毛病了。
這次修訂，動手之前，我第五次認真閱讀《白鹿原》，加深明確了印象：《白鹿原》之所以能在中國當代長篇小說中處於峰巔位置且難以逾越，根本原因是厚重，是對中華民族20世紀前半葉乃至傳承已久的生存生活方式作了大規模概括和精彩描述。這對我的啟示不言而喻。盡管所寫地域不同、人物不同、涉指年代不同，但對生活集中概括藝術處理規律相同。所以，在修改中盡最大可能增加內容內涵。《水葬》有名有故事的人物增添至近20位。增添的事件則有民國十八年陝甘大旱，詳寫了抗戰中的武漢會戰，紅軍長征的石塔河戰役，解放陝南的牛蹄嶺戰役，安漢黎坪墾殖等。所增人物與事件，需要藝術化處理，更需要與原作渾然一體，不露破綻。於是又增寫秦巴民俗，舉凡漢江龍舟、婚喪娶嫁、狩獵、養熊、淘灘、拉溜……力爭寓政治風雲於風俗風情畫中。整部《水葬》增寫八章近十萬字。除陳忠實寫出長達萬字，精彩深刻的序言外，還收錄胡采、王汶石兩位大家的評論，也是對他們的敬重與懷念。其他文友的評論以存目收錄，謹表歉意。做完這件事情，我有種了卻心願的輕鬆，至於能否達到滿意程度，也隻能聽候讀者與歲月的評判了。
最後，要特別感謝的是西安出版社社長張軍孝先生，責任編輯陳凡先生，楊棟、朱豔兩位女士，他們以出版家的眼光與情懷，支持了這兩部長篇小說的修改，並給予許多切實的幫助。在此衷心感謝。
2013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