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學時，我在同學中顯得小而瘦弱，院文工團排演話劇《揚子江暴風雨》，要找演報童的演員就將我找去了。大學生中確實人材濟濟，樂隊、合唱隊、導演、劇務，一套班子甚有規模。課餘時間排演很辛苦，有時得弄到半夜。“一二、九”運動的紀念會上我們正式上演。體育館擠滿了人，那時文娛活動少，除了學生，教師及教師家屬都來了，連體育館窗外都爬滿人。台上望下去隻見黑壓壓的一片人頭。
我出場很少，開始在黃浦江碼頭上，唱著“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跳步繞一圈。第二次出場在碼頭上撿煙頭，而後就發生了慘案，我被反動軍警射殺。工人們用身體組成一道人牆，象潮水一樣向敵人壓去，我的奶奶抱起我憤慨地挺胸走在最前麵。可我畢竟不是小孩子了，演我奶奶的女同學抱不動我，所以是“我爺爺”與“我奶奶”一起將我托著走到台前。
演出很成功，掌聲真象暴風雨一樣，幕布落下時在我身上掛了一半，加上幕布的重量，二位托著我的同學也支撐不住了。自此我得了個外號叫“小囡”，一直叫到大學畢業。
院文工團之後沒排過新劇目。因為接下來的日子是半天睡覺，靜渡困難時期，再不可能去演戲了。
入學不久，新生中進行了人民助學金的評議，由學生支部自己處理。農村來的同學都是最高一級的助學金，即每月十五元夥食費，另加三元生活補貼。城市裏來的，因家庭總有些工資收入，所以最困難的也隻是甲級助學金，每月十五元。那個年代進大學的好象窮人多，我班上大部分同學有助學金的。我提交了威海中學出具的家庭經濟情況證明，對於爸爸得負擔二個家庭這一點，同學們似乎不想理解，因此我隻得到了乙級助學金，即每月十三元。雖然如此，我在武漢的生活費也基本可以解決，要知道當時爸爸的工資才五十元左右，在上海一般工人的工資才三十元左右。三年級時，智祥工作了，我主動地向組織上通報情況，並說明智祥為異母所生，他的工作對我無實際影響。當然這種說明毫無意義，我的助學金又降一級，每月九元。為智祥工作我何必多此一舉？這就是共產黨的偉大之處。那年月的人肚裏藏不得一點私心，被教育得對黨赤膽忠心。我可以解釋為年輕無知，可是象爸爸那樣的年歲也一樣是赤膽忠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