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的旗袍店的位置不算太好，座落在嘉定區一條大馬路靠左的一條街道裏，店門前的街道大概隻有幾米來寬，對麵水果攤小區大媽粗著嗓子和商販討價還價的聲音也可以聽得清清楚楚，所以即使不買水果，對其行情的了解就好像自己的兼職就是水果商似的。旗袍店的左邊是一家開了很多年的書店，賣的不是時下流行竄火的言情玄幻，而是對一些舊書收售，也算是一個書本古董店了，所以平時也沒什麼人光顧，偶爾見帶著眼睛的幾個貌似知識分子模樣的人進出，往往他們從書店出來後，嘴裏喃喃自語，也不知道在嘀咕什麼；還有就是裝扮前衛摩登的女郎路過總忍不住駐足一會兒，因為書店的櫥窗是一塊大鏡子，她們流連的時候還可以利用那鏡子描一下眉什麼的，也算是一道風景。
這樣的地段，這樣的環境，既不適合開旗袍這麼典雅的服裝店，也不適合隔壁的古書店，但我們兩家的店主卻都選了這位置。有什麼辦法？誰讓這城市的房價到處都高得嚇人，本來就生意冷清的行當，真選了地段好的地方隻怕連房租都付不起了。隻能自我安慰稱是市井中的一枝獨秀。
旗袍店的門前還有兩棵大榕樹，也許是年代久遠的原因吧，這兩樹盤根錯節的，兩個人也環抱不了樹幹。奇怪的是，樹長的高了，從下往上看，頂上好象兩樹的葉子都長了在一起，遠遠看去，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是一棵樹的茂盛。
街上的行人一向都不多，來來往往的大多是附近的居民，上下班高峰時候一下子車水馬龍，送孩子接孩子的、買菜打醬油的、風塵仆仆往公司或是家裏趕的……一到晚上八點以後整條街就出奇的冷清，連出租車都鮮見。因為人煙稀少，所以更覺得靜得出奇，一陣風吹過，那風聲伴著老樹一起搖曳，簌簌作響，總讓人從心裏掠起絲絲冷意。
來我旗袍店定做旗袍的女人，大都愛在晚上來，旗袍的價格並不便宜，能長久光顧的客人，大多都有些家底，時間好像都少得比一個A罩杯的MM擠****都難似的，好多都提前電話預約，然後過來量尺寸樣式。一是個人的習慣問題，對自己經手的每一件旗袍都盡可能做到完美，哪怕主顧的身材尺寸都有記錄，但每次別人訂新的，我都會要求她們再來量一次；二是旗袍確實比較挑剔，不像別的衣服大一寸小一寸也許都沒有關係，說得苛刻些，一個細節上的誤差真的有可能會“差之毫厘，謬之千裏”。所以忙活完，營業到淩晨也是家常便事了。
店裏的事從來都是我一個人在主持，小到打掃衛生大到做旗袍，都是我一個人在撲上忙下的，日子長了，也覺得機械得很。不過這年頭，一個女孩子又能去幹什麼活，除了對旗袍有點遺傳的認知外，我想我也別無所長了。
至於遺傳的因素，主要是說我祖父。祖父是解放前一個專門為上流社會貴婦名媛剪裁旗袍的好手，即使在那個戰火硝煙的年代，上海也有她奢靡的一麵。他成名極早，年紀輕輕就被人稱為神袍李，能在稱諱裏加上一個“神”字，他的技術可想而知。據說有人請他做旗袍，他隻要看那女子一眼，就可以在一頓飯的工毫厘不差地畫出那女子的身型以及尺寸的構圖，再下來，再快速地設計出樣式，剪裁出好一襲完整的旗袍更是他的拿手好戲，所以，那時候在上海，我祖父做旗袍的工價是最高的。
幾十年的動蕩到後來的解放，再到改革開放，全民致富奔小康。什麼都已走樣變遷，祖父的名聲雖不及以前那麼響亮，卻一直隱隱約約流傳著，生意再冷清也足夠全家人的溫飽，所以，父親和大多同齡人比起來，算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了，不愁吃喝，身家清白。
印象中的祖父慈祥，言語不多。或者說我們家的人都較喜靜，祖父，祖母，母親，我。三代人的飯桌，靜得出奇。因為不喜歡熱鬧，家裏很少有客人。
其實祖父也有讓人覺得很熱情的一麵——做旗袍時的專注，那已到了渾然忘我的地步。其實到改革開放以後，旗袍的生意已呈日落西山之勢，通常接的單大多都是一些酒家或影樓需要，款式單一無需多大的新意。而祖父還是一如概往地忘，每天除了吃喝拉撒以外的空閑時間，都在閣樓的小窗前，戴著老花鏡忙碌不停地做旗袍，窗邊的幾個大立櫃裏滿滿當當的全是他閑暇時做出來但又從來不賣出去的旗袍。
母親走後，我一直以為我與祖父母會這樣一直安靜到老。但奇怪的是祖父在有天晚上，一聲不響地扔下了我跟祖母二人，忽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無音訊。
每當想起這些事情的時候，我總感覺到莫名的煩躁，那些童年裏破碎卻清晰的記憶，如幻燈片一樣在腦海裏不斷地回放，一再撥動你想要平息的心潮。記憶就是這麼奇怪和執拗，越是想要忘記的越是清晰，所以總抑製不住自己不去想他，眼前最常浮現相片裏祖父的模樣，慈祥平和，嘴角永遠對你掛著一絲寬容大度若有若無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