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很早就有對共鳴現象的記載，公元前三四世紀時，在《莊子·徐無鬼》中有關於弦線共鳴的記載：西周時代，有個叫魯遽的人，曾經將兩把瑟分別放在兩個房間裏，將其中一瑟某弦彈一下，隔壁那具瑟上同樣的弦也會發聲，作者認為是音律相同之故。再將瑟亂彈一氣，結果出來很多泛音，另一具瑟上的每根弦都或多或少地應聲而動。魯遽的試驗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共鳴實驗。《呂氏春秋》上說“聲比則應，故鼓宮則宮應，鼓角而角應”，也就是說，音調相同就可以發生共鳴。西漢董仲舒對共鳴的解釋更進了一步，已粗略地闡明了共鳴的物理過程，認為物體之所以“自鳴”，必有“使之然”的原因——“聲比則應”以及“五音經而自鳴”，你若彈官調的時候，其餘屬於官調的琴弦共鳴了，這是無形的聲音推動的結果。晉、唐又有了消除共鳴的方法記載：晉代的張華指出，鍾與銅盆共鳴時用工具改變其中之一的重量或形狀，便可消除。唐代《劉賓客嘉話錄》記有洛陽某僧房的磐無故自鳴，僧俱成疾，其友曹紹夔聞訊問候時發現齋鍾有聲馨也作聲，次日取銼鑢磬數處其聲遂絕。曹解釋說：“此馨與鍾律合，故擊彼此應”。明白真相後僧人不治自愈了。北宋科學家沈括用實驗揭示了共鳴的機理：他剪了一些小紙人放在弦上，每弦一個，然後開始彈奏，除了本身直接被彈奏的弦線以外，另一根與它的音律有共振關係的弦也會振動，上麵的那個小紙人就頻頻跳躍，而其他諸弦上的紙人則安然不動，“欲知應聲者，先調其弦令聲和，乃剪紙人加弦上，鼓其應弦，則紙人躍，它弦不動。”沈括的實驗要比西方的同類實驗早幾個世紀。明清之際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寫道：“今和琴瑟者，分門內外，外彈仙翁，內弦亦動，如定三弦子為梅花調，以小紙每弦帖之，旁吹笛中梅花調一字，此弦之紙亦動。”這是不同樂器上的共鳴，證明了發生共鳴的條件是頻率相同，而與樂器的種類無關。
關於共鳴的應用，《墨子·備穴篇》中講到：守軍在城內沿城牆根約每隔6米挖一口井，深約3米。讓陶工燒製壇子，每個容積在七八十升以上，塌口緊繃薄牛皮，埋人井中，派耳朵靈敏的人日夜債班，將耳朵貼在壇口上偵聽。如果敵人正在挖地道進來，通過壇中的聲音就能覺察。這種方法不僅能判斷敵方是否在挖洞，並且根據三四個相鄰的壇子的聲音響度差，還可以斷定聲源的大致方向。無獨有偶，我國古代行伍裏還常以牛皮作箭筒，睡覺時兼做枕頭，附地而臥，能聽到數裏之內人馬走動的聲音。倘若有敵人前來偷營劫寨，即能預先發覺。這是共鳴在軍事上的又一應用。
磁石吸鐵性質的認識
我們祖先是在鐵礦冶煉的過程中認識了磁石吸鐵的性質。《呂氏春秋·季秋紀·精通篇》說：“慈召鐵，或引之也。”這是我國關於磁石吸鐵的最早記載。書中還把磁石的這種特性比喻做母子相依，認為：“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因此，漢初以前，都是把“磁石”寫成“慈石”。我國古代先民還認識到磁石隻能吸引鐵，而不能吸引其他物品。《淮南子·說山訓》和《覽冥訓》中提到“慈石能引鐵，及其子銅則不行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晉書·馬隆傳》記載馬隆率兵西進甘、陝一帶，在敵人必經的狹窄道路兩旁，堆放磁石。穿著鐵甲的敵兵路過時，被牢牢吸住，不能動彈了。馬隆的士兵穿犀甲，磁石對他們沒有什麼作用，可自由行動。敵人以為神兵，不戰而退。詩人曹植在詩中也用了“磁石引鐵，於金不連。”的句子。宋代的陳顯微和俞琰曾經作探討，認為磁石“所以吸鐵，是有它們本身內部的原因，是由鐵和磁石之間內在的“氣”的聯係決定的（“神與氣合”，“皆陰陽相感，隔礙相通之理”）。明末的劉獻廷在他的《廣陽雜記》一書中也認為磁石吸鐵是由於它們之間具有“隔礙潛通”的特性。
南北朝梁代的陶弘景在《名醫別錄》中提出了磁力測量的方法，他指出：優良磁石出產在南方，磁性很強，能吸引三四根鐵針，使幾根針首尾相連掛在磁石上。磁性更強的磁石，能吸引十多根鐵針，甚至能吸住一二斤刀器。陶弘景不僅提出了磁性有強弱之分，而且指出了測量方法，這被認為是世界上有關磁力測量的最早記載。
《水經注》裏記載了秦國阿房宮前麵，用磁石製成大門，防避有人進宮謀刺暗殺，如壞人暗披盔甲、暗藏兵器人宮，就會被門吸住而被發現，這說明我國勞動人民很早就利用了磁石的吸鐵性了。我國古代還把磁石吸鐵性應用於生產上。清朱琰著的《甸說》記有古代燒白瓷器的時候，用磁石過濾釉水中的鐵屑，因為素瓷如果沾有鐵屑，燒成後就會有黑斑。在製藥的過程中，由於鐵製的杵臼往往會有碎屑混在藥裏，人們也往往用磁石吸去杵頭的鐵屑。磁石也應用於醫療上。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記載到宋代的人就用磁石吸鐵作用來進行某種外科手術，如在眼裏或口裏吸取某些細小的鐵質異物，到了現代，已經發展為一種專門的磁性療法，對關節炎等疾病顯示出良好的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