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子之怒
戰國時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社會的巨變和火熱的競爭，需要知識，需要知識分子。因此，曆史第一次把知識分子推到時代大舞台的中心位置，讓他們在沸騰的生活中，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各個領域扮演著令人仰慕的角色。而這些無尺土之封、無方寸之權的布衣之士，也第一次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他們四方奔走，到處遊說，縱橫捭闔，笑傲王侯，真正成了時代的寵兒。
寬鬆的環境，自由的身份，以及對知識的壟斷，使戰國時代的知識分子自恃極高，麵對群雄逐鹿，麵對王公大臣，他們居然喊出了“士貴君輕”的口號。講到這裏，有一個發生在齊國的故事倒很能突現出當時知識分子的心態。故事說的是齊宣王召見顏鉫時，很不客氣地說：“顏鉫，你過來！”
顏鉫也沒客氣，喊到：“大王，你過來！”
齊宣王十分不快。左右的侍臣指責顏鉫說：“大王是一國之君，你不過是個臣子，你怎敢對大王如此無禮？”
顏鉫從容地說：“我顏鉫要是聽到大王一聲喊就急忙過去，那就說明我是個趨炎附勢的家夥；大王聽我一聲喊就急忙過來，他“可以贏得禮賢下士的美名。因此，與其讓我顏鉫成為勢利小人，不如讓大王成為禮賢下士的明君！”
齊宣王聽完這番奇談怪論，悖然大怒，忿然吼道：“你給我說清楚，是王貴？還是士貴？”
顏鉫十分自信地說：“當然是士貴了，王者沒什麼可貴之處。”
齊宣王怒不可遏地說：“你有什麼根據？”
顏鉫點點頭，說道：“有。過去秦國進攻齊國時，曾下令說：‘有敢到齊國賢士柳下季的墓地打柴者，格殺勿論！’又下令說：‘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黃金千兩！’從這兩道命令者，齊王的腦袋還趕不上一個死去的知識分子的墓地有價值呢！”
齊宣王聽後，啞口無言，悶悶不樂。
戰國時代的知識分子就是如此狂傲。他們作為遊離於社會各階層之外的一個色彩鮮明、個性獨特的階層，最重要的特點是什麼呢？對此，最好引用戰國時代知識分子自己的語言來說明這個問題。孟子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孟子在這裏用“無恒產而有恒心”與“無恒產，因無恒心”這一標準把知識分子與社會上的其他人嚴格地區別開來。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指的是沒有固定的產業，卻能堅持做人的準則和保持追求真理的精神。這種超絕的品格隻有知識分子才具備。至於大多數人，如無“恒產”，不僅會喪失做人的準則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且什麼卑劣醜惡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孟子的話可以說是戰國時代知識階層對自我的認同。這種認同突現了戰國時代知識階層極強的自我獨立意識，極強的時代使命感和責任感。正因為如此，戰國時代的知識階層甚至把對社會終極價值的追求，放到超越生命的無限高度。“朝聞道，夕死可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就是知識階層這種崇高境界的外化。
由於戰國時代的知識階層具有“無恒產而有恒心”的突出特點，這就決定了這一階層與其他社會階層有如下兩點的不同。
第一，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能力用大改革家商鞅的話說就是：“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於民。”這裏的“高人之行”、“獨知之慮”指的就是獨立思考的精神。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之下，戰國時代的知識階層確確實實表現了不拘傳統、不隨流俗、不媚權貴、唯道是求的勇氣和決心；而在這種精神的啟發下，戰國時代的知識階層也確確實實最大限度地解放了思想，探索了真理，推動了學術，繁榮了文化。如果沒有知識階層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戰國時代那種“百家爭鳴”的喜人局麵根本不可能出現。正因為知識階層人人都在探索、發明、發現，也正因為人人都把自己的探索、發明、發現看成是絕對真理，所以才形成了“自是而相非”的爭鳴局麵。據漢代的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統計，“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具體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陰陽家。這麼多的學術流派，彙成一條互相搏擊、洶湧澎湃的思想巨流，在經受著血與火的洗禮的神州大地上無拘無束地四處奔騰激蕩，使當時各國的當權者莫不感到無所適從，無可奈何。
第二，獨立的人格。凡能獨立思考者必有獨立人格。所謂獨立人格，就戰國時代的知識階層而言，就是在一個爭奪相殺的嚴酷環境中，維護自己的信念和尊嚴，就是與當權者爭一個平等以待我的權利，就是讓社會承認他們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存在的價值。對此，儒家把它理解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道家把它理解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其入不距，袺然而往，袺然而來”的自由“真人”。
墨家把它理解為“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的“尚賢”精神。
縱橫家把它理解為“臣進取之臣也，不事無為之主”的進取精神，等等。
隻有法家主張君主獨裁，一切人都必須匍伏於專製帝王的腳下，願意用自己的獨立人格換取個人的富貴。
既然戰國時代的知識分子階層普遍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普遍追求人格的獨立和完善，那麼就很難在他們之上建立起一個超越真理的政治權威。相反，由於他們深信他們把握了真理，因此在與當時的當權者打交道時，他們往往抱著“說大人則藐之”的傲視權貴的態度，隻讓當權者接受，服從他們的主張，否則，稍有不合，就忿然離去。
顯然，當時知識階層的這種特殊的品格，很難為當時各國的統治者所接受。但是，他們考慮到各自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需要，他們隻好對此加以容忍，其他六國的君王如此，當時的秦王政也隻能如此。
秦王政的特殊經曆使他渴望掌握絕對的權力，以此來撫慰他那顆被侮辱和被傷害的心。秦國的特殊文化土壤又助長了他的這種心理定勢的形成。所以在他登上君主寶座之後，他實在不能允許再有人向他的絕對權力進行挑戰了。在他用血腥的手段清洗了呂不韋與？集團之後，他也曾決心徹底清除在秦國日漸活躍的知識階層，因為他們那自以為是的狂態和沸沸揚揚的議論實在叫他深惡痛絕！於是“逐客令”頒布了。盡管在李斯的功諫下，他翻然醒悟，收回了成命。但是，鹹陽作為天下學術活動中心的優勢卻不複存在了，秦國的知識階層，除少部分如李斯等融入了秦國的官僚係統，大都因鎮壓而沉默下去了。
不過，秦王政此時尚未得誌於天下，所以他仍然極力裝出一副禮賢下士的樣子，在敵國存在之時，這麼做是十分必要的。他對為己所用的知識分子表現出最大的寬容和信任，如對李斯、尉繚、姚賈、韓非、頓弱、茅焦等人的禮遇，但也僅此而已。
統一戰爭打響之後，秦王政把主要的精力全部放到戰場上，對如何處理知識階層還沒有全盤考慮。不過，隨著統一戰爭的順利進行，東方各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有一葉知秋之感了。他們非常了解秦國傳統的反文化政策將會給廣大的被征服地區帶來什麼，李斯的老師荀子就為處於“迫於亂世，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的境地而絕望。
他的絕望實際上也是秦統一前夕，在各國知識分子中間普遍存在的苦悶、惶惑的心理的寫照。
秦王政逐一地滅掉了東方六國，也逐一地摧毀了各國的學術文化中心，這時如何處置各國的知識分子，已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正在此時，發生了一件令秦王政震驚的事件。
在秦國軍隊滅韓亡魏之後，秦王政本想兵不見血刃地拿下魏國封君安陵君的領地，於是就派人跟安陵君說：“我們的大王想用５００裏的土地來換安陵這塊地方，希望安陵君能答應我們大王的要求！”
這分明是訛詐，所以安陵君對使者說：“秦王如此加惠於我，以大易小，我非常感激。但是安陵是先王傳給我的遺產，我想始終把它保留下去，所以不敢拿安陵交換更多的土地。”
秦王政聽後十分不快。安陵君為了保住安陵，派唐雎出使秦國，進行交涉。秦王召見唐雎時，指問道：“我用５００裏的土地去換小小的安陵，他安陵君卻不答應我的要求，這是什麼意思？我強秦滅韓亡魏，而小小安陵能以５０裏地存在下去，是我覺得安陵君是個值得尊重的人，所以我對安陵沒有動硬的。現在我拿１０倍之地去與他交換，他卻拒絕我的請求，難道是蔑視我嗎？”
唐雎回答說：“不，絕非如此。安陵君的這塊土地是受之於他的先人，因此作為孝子順孫，必須守護好先人的產業，就是你給他１０００裏地，他也不敢換，何況僅５００裏的土地呢？” 秦王政聽後，勃然大怒，指著唐雎說：“你曾聽說過天子之怒嗎？” 唐雎佯作不知地回答：“我沒聽說過。” 秦王政聲色俱厲地說：“天子之怒，可以立刻伏屍百萬，流血千裏。” 唐雎聽後，也反問秦王政說：“大王是否聽說過布衣之怒？” 秦王政輕蔑、譏諷地說：“你們的‘布衣之怒’，不過是捶胸頓足、呼天喊地的一副狼狽相而已！” 唐雎反駁說：“這不過是‘庸夫之怒’，不是我們知識分子的憤怒。想當年敢死之士專諸刺殺吳王僚時，天象為之一變，竟出現了慧星襲月的奇觀；敢死之士聶政刺殺韓相韓傀時，天象又為之一變，竟出了白虹貫日的奇觀；敢死之士要離刺殺王子慶忌時，同樣出現了鷹擊宮殿之上的奇事。這三個人，都是布衣之士。現在加上我就是四個人了。隻是我的怒氣還沒發作，天象尚未顯現罷了。如果知識分子必須發怒，死的隻是你我兩人，流血不過五步之遙，不過，事後天下人都要為之舉哀，我看今天就是這樣的時刻！” 說著，唐雎抽出寶劍，衝秦王政走去，秦王政臉色大變，挺直身軀跪在地上，急忙向唐雎道歉說：“先生請坐！何必如此呢？我全都明白了。”安陵君因唐雎而暫時保住了自己50裏封地。 秦王政明白了什麼呢？通過這件事，秦王政明白了必須讓戰國時代知識分子階層這種無法無天的時尚結束，必須對知識分子階層的獨立思考和獨立人格加以改造，必須讓他們把專製君主的思想當成他們的思想，最後，必須讓他們匍伏在自己的腳下，成為聽話的奴仆。
但是，統一後的讀書人還沒有把事態想得那麼嚴重。
二、不能容忍
帝國建立後，事情千頭萬緒，百廢待興。秦始皇在忙於其他事情的同時，也把如何處理原各國知識分子的問題擺到了日程上來。他所以要這麼做，不單單是為了杜絕像唐雎這樣的狂士對他的大不敬之舉，更主要的是他要把整個知識階層由戰國時代的寵兒，改造成為帝國統治下的馴服工具，讓他們用一種思想、一種聲音為他秦始皇服務。
對此，他充滿了信心。他覺得強大的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國，在他的雷霆之怒下，轉瞬灰飛煙滅了，那麼這些搖唇鼓舌、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又何足掛齒！再說，在與李斯的交往中，他以為他看透了知識分子的本色，李斯不是說過：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 所以，用熱衷名利這句話就足以概括知識分子的心態。為此，他製定了三條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
第一，盡量使他們官僚化，把他們納入帝國的權力階層，讓他們成為專製統治的得力工具。但這條渠道在帝國之初很難暢通，這首先是因為“知識分子與法家設計的吏員規範是格格不入的。法家理想的能‘辟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的‘良臣’，在儒家看來卻是‘輔桀’的‘民賊”。所以，秦始皇堅持任用“刀筆小吏”。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在帝國初建之際，秦始皇必須把國家各級官吏的位置優先留給轉業複員的軍功地主，因為他們才是他的專製統治的牢固基石，所以絕不能讓知識分子搶占了他們的位置。這點從帝國中央機構成員名次的排列上，看得尤其清楚。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無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賬。
這個名次當不是隨便安排的，而是按照某個人在最高權力圈中的實際地位指定的。在秦帝國這個最高權力圈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軍功地主出身的軍事貴族不僅占了絕大部分高官顯位，而且還高居於官僚化知識分子之上。即使丞相這樣顯赫的職位，也得屈居於他們之下。清楚這點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告訴人們秦帝國的真正主宰者究竟是誰，為什麼戰爭結束和平降臨人世之後，秦帝國這架暴力專政機器還在瘋狂地運轉，同時也會了解到知識分子為什麼在秦帝國找不到出路。
第二，設置由國家直接控製的知識分子統一管理機構，讓過去分散的、流動的、自由的知識分子集中到這一機構中，給予優厚的物質待遇，但不許其亂說亂動，也不給予他們實際的政治權力，隻讓他們成為秦帝國政治櫥窗中的小擺設。
這個製度就是博士製度。戰國時代各國就有博士，所以《宋書-百官誌》說：“六國時，往往有博士。”但是，作為統一國家的一種安排和控製知識分子的製度，這還應該說是秦始皇的專利。秦帝國建立之初，為了結束戰國時代“處士橫議”的局麵，設立了博士製度，當時共網羅了７０人。這其中包括當時許多著名的學者，如伏勝、盧敖、淳於越、鮑白令之、黃疵、羊千、茅焦、叔孫通等等。這些人的弟子被稱為諸生，至少有數千人，也都被納入到博士製度之中。博士製度建立之後，博士數量不斷增多。這個機構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的惟一去處。博士的職責是什麼呢？美其名曰是皇帝的顧問，具體職責一日通古今，二日辯然否，三日典教職。總之，就是給秦始皇提供谘詢服務。實際上秦始皇從來也不想聽取他們的意見。後來，這些博士才逐漸醒悟，他們不過是些“特備員弗用”的裝飾品而已。
當時更多的知識分子采取了不合作主義，其中有一些人隱居山林，教授生徒，在政府控製之外搞學術和教育活動，如大儒荀子。孔子的後代孔鮒、易學大師田何、文字學家王次仲、李斯的同學浮丘伯，他們或者“飯麻蓬黎，修道白屋之下，樂其誌，安之於廣廈芻豢”，或者“遣使三召”，“皆辭不至”。
第三，堅決鎮壓反秦的知識分子。在秦滅六國的過程中，許多知識分子都曾積極地參加了反秦的武裝鬥爭，秦統一中國後，對這些人采取了殘酷鎮壓的高壓政策。一些知名的知識分子在秦滅六國之後都銷聲斂跡了，他們的下落無人知曉，其中很大的可能就是在肉體上被消滅了。這點在對荊軻案的餘黨高漸離等人的窮追猛打上可以得到證實。而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劉邦為布衣時，嚐數從張耳遊，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裏監門以自食”。從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秦始皇對反秦派知識分子是多麼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