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在日本軍部上層，隨著“三月事件”的流產，“確保滿蒙先行”論開始抬頭。1930年11月，日軍參謀部在擬定《昭和六（1931）年度形勢判斷》時，就怎樣解決滿洲問題進行了討論。確定解決滿蒙問題分3步走：第一步，改變日本所謂“正當權益”被損害的現狀，確保並進而擴大這一權益；第二步，在“滿蒙”組成一個從中國中央政府獨立出來的新政權；第三步，完全占領中國東北。
根據這一計劃，1931年6月11日，在參謀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召開了陸軍省和陸軍參謀部的軍事、人事、編製、歐美和中國科“五科長會議”，進一步商定行動綱領。6月19日，製定出《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規定在此後一年內，要讓國內外透徹地了解“滿蒙”的實際狀況和日本的立場，作好轉入軍事行動的準備。7月。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到東京，將上述《大綱》作為指令下達給關東軍。
3.萬寶山事件
萬寶山在吉林省長春東北30公裏的長春縣三區境內。這裏完全是中國政府所轄之地，既不是滿鐵附屬地，也不屬於1909年簽訂的《中日圖門江界約》所定的特區。
1931年4月，在長春日本領事館的唆使下，朝鮮人李升黃等來到該地，私自租得地痞、“長農稻田公司”經理郝永德轉手租來的荒地500坰（每坰約合15畝）。在租約未經長春縣政府批準的情況下，擅自雇用朝鮮人挖渠，毀當地農戶耕地，引起糾紛。
日本駐長春領事館以為有機可乘，遂派日警開赴萬寶山施工現場，鎮壓中國民眾。7月，日本帝國主義控製的報紙在朝鮮散發“號外”，造謠說：朝鮮人在萬寶山“被害數百名”，蓄意煽動報複情緒。以致在朝鮮境內一些主要城市發生了一係列排華暴行，但日本總督府和地方當局故意不予理睬。據不完全統計，無辜華僑被殺達119人，受傷395人，失蹤82人，財產損失極為嚴重。
日本統治集團乘機極力煽動戰爭。首相若禮次郎於7月9日在秋田舉行的民政黨大會上聲稱：“中國處理措施如有非法不當之處，為保衛國家的生存，一定要不怕任何的犧牲，勇敢奮起，國民不可放鬆這種準備。”政友會總務長森格以“調查事件”為名，於8月到中國東北活動，回國後煽動說：“滿蒙”事態嚴重，“日本的生存權眼看隻有日複一日地趨向土崩瓦解。”“要挽救這種局麵，除了發動國力別無它法”。
4.中村事件
“萬寶山事件”一波未平，1931年8月17日日本陸軍省發表公報，宣稱：日本參謀部部員、步兵上尉中村震太郎一行“向洮南旅行”，被中國興安屯墾軍“非法綁架監禁”，遭到槍殺。
事情的真相是，1931年6月，中村震太郎奉參謀部命令到中國東北執行秘密軍事偵察任務。中村化裝成“農學家”偕退伍軍人井杉延太郎等4人，在對中國興安屯墾區進行軍事地理調查後，準備經洮南返回途中，被東北屯墾軍第3團在淮安區餘公府查獲。當即“由褲內搜出日俄文軍用地圖2張，日記3本，筆記錄3張”，對“雨量、氣候、村落、居民、土質、水井以及可容駐的兵力等都記載很詳。”同時，還搜出了槍支及其他間諜用器材。屯墾軍以證據確鑿，認定中村一行為軍事間諜。團長關玉衡下令將4名軍事間諜犯處決。
本來中國方麵為維護國家主權而處置一個證據確鑿的間諜無可非議。但是別有用心的日本當局卻借題發揮，一方麵向中國政府抗議，另一方麵煽動反華戰爭狂熱。前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美刈隆在軍事參議官會議上提出，“應利用中村事件這個機會訴諸武力，一舉解決各項懸案，確保我之各項權益”。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則認為：“中村事件是向附屬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賜良機，甚至可以成為在柳條溝（湖）行使武力的前提。”
8月24日，陸軍省決定：在中方否認處決中村或得不到滿意解決的情況下，“有必要對洮索地區實行保護性占領”。隨後，軍人走上街頭宣傳：“為中村報仇”；“武力征服滿蒙，保衛帝國的生命線”。陸軍第9師出動飛機在彥根、敦賀散發大批傳單，標題是《覺醒吧，注意國防》上麵畫有插著日本國旗的東三省地圖，寫道；“啊！我國的特殊權益！”並列舉一串數字：“日俄戰爭戰費20億元，投資17億元，付出寶貴鮮血的同胞2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