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充分的準備
1945年4月12日，就在美國政府集結大量兵力準備大舉進攻日本本土之際，羅斯福總統卻因腦溢血而猝然離開人世。消息傳出後，最高興的當推日本軍界，因為在他們看來，美國人失去了這樣一位精神領袖，一定會陷入混亂之中，到時候日本便可以趁機發動反攻，以獲得新的勝利。
但日本人的興高采烈並沒有使美國政府機構癱瘓。短短的兩周之內，新總統杜魯門便接過總統寶杖，繼續開動戰爭機器向日本直壓過來。而且，杜魯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了解原子彈的威力與性能，以便盡快投入到日本戰場上。
1945年，歐洲戰場在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中迎來了人類渴望自由與和平的真正的春天：4月16日清晨，隨著一聲令下，前蘇聯百萬紅軍從東南兩麵，英美盟軍從西麵一起發動了對納粹德國首都柏林的總攻，一時間萬炮齊鳴，火光衝天，歐洲西部這塊小小的地方被炸得焦頭爛額。
德軍終於絕望了，當成批的士兵像被割倒的蘆葦般紛紛倒下去時，德軍前線總指揮凱瑟爾元帥無奈地舉起了白旗，剩餘的7萬多柏林守軍全部成了俘虜。在前蘇聯朱可夫元帥炯炯的目光之下，凱瑟爾沮喪地在投降書上簽了字，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上的硝煙開始慢慢散去。
研製原子彈的建議是由愛因斯坦向美國政府提出的。德國投降得如此之快，一時令數以千計的“曼哈頓工程”中的科學家們反而惶惑不安起來。因為在此之前，他們之所以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拚命工作，就是希望趕在德國之前造出原子彈，並用它給希特勒政權以毀滅性的打擊。但現在的事實卻是：德軍已經投降，還要原子彈幹什麼呢？歐洲戰場的和平過早地降臨，使得許多參與研製原子彈的科學家都不由得後悔起來，因為他們擔心自己將成為破壞世界和平的千古罪人！這其中就包括幾年前直接敦促美國政府下此決心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和西拉德等人。
而一些美國本土的科學家更是強烈反對美國政府研製原子彈。比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尼爾斯·波爾當年就預測：原子彈一旦出現，必然會“進一步引起世界範圍的軍備競賽，這種競賽發展到極致，又可能成為新一輪世界大戰的重要催動力量，而這次大戰一旦爆發，軍隊與常規武器都將是多餘之物，整個人類也將是多餘之物——因為地球極可能在這場核戰爭中毀滅！”
對於波爾這種強烈的抗議，美國當時的總統羅斯福則擺出這樣一種折衷的姿態：首先，由於人類對原子裂變的掌握程度足以使各大國都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內相繼造出原子彈。因此，既然誰也不能保證如果美國停止核研究，其他國家也會老老實實地步美國後塵，因而美國人隻有一往無前地繼續幹下去，直到成功的那一刻為止。
其次，作為一名具有強烈人道主義精神和仁愛之心的大總統，羅斯福在對付日本時是否啟用原子彈這一問題也始終持保留意見。羅斯福當年是這樣設想的：不直接在敵國投放原子彈，而是在太平洋某個地方安排一次核爆炸的表演，必要時可以邀請敵對國家的使節觀看，以證明美國人的強力和仁慈。萬一敵方視而不見，到那時再使用原子彈也未嚐不可。然而，羅斯福當年沒意識到：自己已經是病入膏肓，且當時美國人製造的原子彈隻有3顆，如果浪費一顆進行表演，萬一其餘的兩顆失效又該怎麼向美國人交待呢？這也就是他的繼承者杜魯門總統之所以要堅決停止核表演，轉而直接向日本投擲原子彈的重要原因。
原子彈到底是一件什麼樣的武器呢？即使是職業軍人出身的杜魯門也無法搞清這一科學事實。他根據自己對普通炸藥爆炸當量的理解，試探著詢問主管核武器研製的格羅夫斯將軍：
“一枚核炸彈爆炸，到底相當於多少顆常規炸彈呢？”
“從理論上估計，第一枚核炸彈大約至少有1000噸烈性炸藥爆炸時的威力，這就相當於派出200架轟炸機全副武裝地同時轟炸某一地區5次以上。”
聽到這個數字，杜魯門很是吃驚，因為一次爆炸1000噸烈性炸藥，那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恐怖景象呢？它肯定可以掃光爆炸點周圍的一切生命！杜魯門不禁流露出興奮的表情。但他卻沒料到，格羅夫斯將軍彙報時所說的數據，與核武器實際爆炸的威力相差太遠。不過，不是大得多，而是小得多。以後來投擲到廣島的那顆原子彈為例，其爆炸力就相當於2萬噸烈性炸藥，比他所估計的高出20倍以上。
由於格羅夫斯所彙報的原子彈的威力已經徹底征服了杜魯門，後者便立即成立一個有關“曼哈頓工程”的專門谘詢委員會，其中包括馬歇爾將軍、史汀生部長、貝爾納斯部長以及布希等3位科學家。
很快，該委員會向社魯門呈交上第一份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材料，它直接揭示了原子彈的本質意義，不僅“可以從軍事上壓製對手，而且還是政治上取得優先權的重要砝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