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途中，國民黨軍隊的哨卡一次又一次地攔住了這輛大卡車，當他們看到車上坐著第18集團軍總司令時，隻好皮笑肉不笑地讓路。
返回延安以後，朱德總司令直接參與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抗日戰爭。
朱德離開八路軍總部不久，彭德懷委托左權前往太行山深處的黎城縣譚村，這是八路軍第129師師部所在地。
4月末一天晚上，左權見到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呂正操、陳錫聯、陳庚等人。戰爭歲月，幾名八路軍高級將領聚在一起，不約而同地談論起一個問題：粉碎敵人的“掃蕩”。
左權聽了大家的議論，很興奮，說：“彭老總要我到這裏來，就是為了和大家商量這件事。彭老總有個想法，由榮臻和伯承同誌再次協力，從南北兩麵對正太路來個大破襲，打通晉察冀和太行區的聯係。”
左權這番話，引起了大家的熱烈討論。將軍們提出了多種設想，要左權帶回去，供彭老總參考。
破襲日軍的交通線，是打破“囚籠政策”的重要環節。朱德在1940年7月7日《解放日報》上撰文分析日軍情況時指出，日軍吃了遊擊戰爭的虧，在軍事上想了很多辦法來對付八路軍。敵人先是依靠鐵路、河流和公路，把抗日根據地隔成許多小塊。為此，敵人還新建了鐵路，開鑿了漳河、衛河間的運河，修築了數不清的公路。敵人還通過挖溝和築牆的辦法來割裂和限製八路軍。平原地區，敵人修築的碉堡遠的二三十裏一個，近的五裏一個，在鐵路旁和重要城鎮周圍，每隔兩裏就有一個碉堡，步槍火力可以互相聯係。因此，截斷敵人的交通線，收複若幹重要據點，具有重要意義。
八路軍高級將領醞釀在華北進行大破襲戰時，國際上發生了一係列重大事件，與中國的抗日戰爭息息相關的歐洲戰場上，法西斯軍隊發動了新的進攻，接連占領了西歐4個國家。
德國法西斯軍隊在歐洲戰場的侵略行為，刺激了日本侵略軍。
法西斯軍隊在歐洲戰場上得勢以後，蔣介石一度與日本的阪垣征四郎舉行長沙會談，並且在匆忙之中達成了長沙會談備忘錄，日本政府進一步開展了對國民黨的政治誘降活動。盡管後來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表示了對國民黨的支持，並希望中國拖住日本，蔣介石也意識到日本遲早要同美國進入戰爭狀態，同美國打仗，日本決不可能像在中國那麼瘋狂，日本遲早要失敗，但日本並沒有放棄對蔣介石的政治誘降工作。
5月18日，日本陸軍省、部首腦會議正是通過了《以昭和15、16年為目標的處理中國問題策略》。這個策略的要點是，在1940年底以前，進一步統一與加強政略、戰略和謀略，以全力迅速迫使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屈服。
根據這一策略，日軍把侵華的重點放在對國民政府的政治誘降上。為了提高政治誘降的力度，加強對中國政府的軍事壓力，日軍發動了武漢會戰以來規模最大的棗宜作戰。
岡村寧茨離開中國後，由園部和一郎任司令官的侵華日軍第11集團軍派出了第3、第13、第39師團和池田、石本、小川支隊、平野、古東、田中大隊等部隊向宜昌發起進攻，其中步兵相當於編製健全的20個大隊。5月23日夜晚，日軍第11集團軍園部和一郎司令官向日軍統帥部報告了實施宜昌作戰的決心，日軍統帥部馬上批準了該軍的決心，並且從南京、上海和杭州地區抽調了一部分兵力支援宜昌作戰。園部和一郎司令官在25日~29日連續下達命令，部署作戰行動。
日軍渡過漢水以後，第3師團於6月1日占領襄陽，第39師團於3日占領宜城。
當時，第11集團軍的一些中、上級軍官看到部隊連續同中國軍隊作戰，十分疲憊，希望放慢進攻速度。但是，日軍大本營被德國軍隊的瘋狂戰爭所吸引，也想加快侵略中國的步伐。
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日軍第3師團和第39師團分左右兩路，於6月4日分別向當陽和荊門前進。6月10日，園部和一郎司令官向全軍下達了迅速攻占宜昌的命令，命令“第3師團及第39師團消滅敵人北麵集團後，在當陽一帶及當陽以西地區整理陣容，準備爾後的機動”；“第13師團擊敗安福市（宜昌東南約30公裏）一帶南麵集團後，向宜昌突進，並迅速圍攻和占領宜昌。”
日軍第13師團於6月12日16時占領宜昌以後，又派出大量飛機對重慶等重要戰略目標進行轟炸，其中攻擊重慶市軍事設施的炸彈就有1萬多枚，企圖以瘋狂的轟炸來屠殺中國人民，震懾中國人民的抗日行動。
日本侵略軍的轟炸一度使國民黨上層集團籠罩著一種失敗情緒，蔣介石等人也曾經寄希望於美國的援助。但是，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正忙於應付歐洲戰場的嚴重形勢，難以顧及中國戰場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