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以後，上校打電話給我，邀我到他家去。在他家裏我見到另外兩名飛行員。上校顯得焦急不安，不停地在屋裏踱來踱去。後來他終於開口了：“上次的無線電通話並不是第一次，所謂第一次那隻是對於你們而言，因為你們成了這次通話的見證人。”接著，他又向我們講述了一些他自己所經曆的事情。當然，他所講述的還不及知道事情的1／10，但已足以使我們目瞪口呆了。
在某次飛行中，上校第一次與外星飛船的飛行員對話。外星人通知他說，打算和他在一個UFO的艙內會麵。會見在亞利桑納州鳳凰城郊外29千米處的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山穀裏舉行。這個飛碟直徑有45米，立在3根支架上。在上校走進飛碟之前，外星人交給他一隻金屬圓物，告訴他用兩手夾往放在齊腹的高度，這樣他才不會受到圍繞在飛碟外麵的力場的傷害。
在飛碟內，外星人向上校介紹了一名“老師”。上校立即向這名“老師”提出了問題，如他們為什麼要飛到地球上來，未來將會發生什麼情況等等。上校告訴我們：“他們回答說，他們這個星球隻算是個臨時星球，從某種程度上講，隻是有嚴重總是需要解決的人們的一個轉動棲身地。這個外星人還力圖使我們相信改換體貌是確實可行的。”
隨後那位‘老師’說道，我們正麵臨著一個新時代，該時代的影響已初露端倪，但這個時代徹底讓人們了解將會是在臨近2000年時。作為新時代到來的前奏，將會有無數的政治突變事件，甚至會有宗教和社會的革命。按照‘老師’的說法，地球人身上發出一種異常的陰輻射。‘地球的世界太實利主義了，這個世界已不再以精神生活為目的。你們的孩子是你們唯一的希望。但是從4歲起他們就受到你們各種偏見、不信任、相互仇視和個人主義的影響。這種影響之深足以使他們步入歧途。我們在孩子滿3個月時就開始培養他們，到15歲時，他們都已是心靈感應的專家了’。
1957年我回到康涅狄格州老家，兩個月後收到了上校的電報。他當時在懷特·普林斯空軍基地。他用電報將他的電話號碼通知了我，我即刻撥通了電話。他邀我和他見麵，說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告訴我，我趕去的時，上校的神情激動異常，但又很滿足。“我已決定”他說道：“決定跟他們走！”“您不覺得可怕吧？”我問道：“恰恰相反，我覺得自己是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等待這一時刻的來臨就像孩子盼望著聖誕老人的到來。”
從這次會見起，我每天都給他打電話。當我第27天給他打電話時，有人告訴我：“上校正在大西洋上空執行任務。”我等了幾個小時，再次撥通電話，有人告訴我上校失蹤了，正在尋找他的下落。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撥通電話，聽到的回答是：“沒有任何蹤跡，既找不到他，也見不到他的飛機。我們正在結束搜尋。”
原美國空軍中尉麥爾·諾爾試圖將他所知道的情況報告美國當局，但沒有成功。隨後，由於“不守紀律”而被解除空軍軍役。其後諾爾將全部情況告訴了德國雜誌《奧秘》。
“我希望我個人經曆再次證明外星世界的存在，證明外星智能居民的存在。再一點，大家應該知道，美國空軍方麵盡管反複強調，外星世界隻不過是幻想產物，但他們自己卻始終在收集與外星世界有關的一切信息。”
消息在《奧秘》發表以後不久，麥爾·諾爾也隨之失蹤了。要麼他也發生了同他那位上校同事一樣的事情，要麼是出了糟糕的事情——由於多嘴多舌而遭到了不幸。撲朔迷離的目擊
這是1998年多次遭遇不明飛行物事件中比較典型和可信的一次。據當地有關部門統計，那天晚上目擊這個不明飛行物的群眾約有160人之多。
在此之前一個多月，澳大利亞內陸一個小村莊的居民不容置疑地向媒體報告，他們目擊一個不明飛行物。法新社報道了這則消息。這個小村莊叫奎林代村，位於悉尼以北，距離悉尼大約4小時車程。
尤尼斯·斯坦菲爾德是這個村莊目擊不明飛行物的村民之一。她說，她最先注意到蛛網狀物質落在她女婿的身上，“後來我們看到天空大約有20個銀白色的物體”。她說，當人們移動位置和加快腳步的時候，這種蛛網狀物質就從身上落到地麵。還有一些蛛網狀物質掛在了電話線上。澳大利亞UFO協會發言人羅斯·杜威說，奎林代村大約有20名村民通過熱線電話向協會報告了他們看到的情況。
羅斯·杜威解釋“那些銀白色物體可能是優質魚線”，這實在令人大感意外，因為作為一個島國的澳大利亞，人們最熟悉的東西恐怕就包括魚線，不管多麼優質。
1997年10月4日，美國工業巨頭、88歲的勞倫斯·洛克菲勒在他紐約附近的豪華住所，舉辦了一次關於不明飛行物的研討會。他得到了斯坦福大學天體物理學家彼得·斯特羅克的幫助，有10位科學界的權威人士聽取了來自世界各地的8位不明飛行物學者的發言。在這次研討會後，與會者草擬了一份報告，題為《不明飛行物觀察物證》。這份報告在媒體上公之於眾後成為讚成不明飛行物確實存在的第一份科學文件。或許是“潘多拉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