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8點多，廣安大街旁邊的麥當勞裏，兩個造型詭異的男人端坐在靠門的座位上，每人手裏拿一個甜筒，像智障一樣舔啊舔。年長一些的戴著個軍帽，下巴上一叢濃黑的胡須，他叫朱殊；另外一個頭頂一叢糟毛，穿個小到不能再小的外套，他叫變態老七。
我們是來寫東西的，我寫小說，他寫劇本，吃甜筒隻是個花絮。當然，我們也想去更有氣氛一點的咖啡廳，可是一來我們都沒錢了，過去的一個月，我花了八千，他花了一萬，千金散盡回不來，現如今隻能落魄而猥瑣地窩在這裏寫文章；二來咖啡廳裏扮小資的主兒太多，影響手感。
其實這裏也挺好，有吃的有喝的，間或看看晚歸的學生妹和從老板的車裏扭下來的二三四五六奶們傲視風寒的小裙子，咖啡還能免費續，24小時不閉店，多棒。
幾頁紙，一支筆，這就是我們吃飯的家夥，不用電腦了，反璞歸真了，各種輻射“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經比較大，我不怕不怕不怕啦……”對不起，又犯病了。
虛度了一段時光之後，這些天終於沉靜下來了，開始逼著自己坐下來認真寫點什麼東西。寫作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自虐行為——基本上就是吃飽了撐的，吃不飽餓的。
我夢想著成為一個旅行寫作者，因此我今天必須要老老實實端坐在這裏寫東西，努力讓自己先成為一個靠譜兒的寫作者。我渴望著安定，但我必須行走，因為我始終需要守望與被守望的感覺。
透過玻璃門，可以看到燈光照耀下的博物館，博物館門前的那片廣場，是我經常奔跑玩耍的地方，那大約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吧，我居然還記得。那時候的我肯定想不到，二十年後的某些夜晚，自己會坐在這個廣場的對麵，想起童年的一些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