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鬆（1913～1995），美國第37屆總統。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附近約巴林達鎮，1972年2月訪華，打開了兩國關係的大門，成為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位美國總統。1973年1月27日，尼克鬆簽署《關於在越南戰爭結束、恢複和平的協定》，至此，這場美國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也使這個國家陷入危機的越南戰爭結束。尼克鬆因1972年6月17日發生水門事件被迫辭職。尼克鬆是登上《時代周刊》封麵次數最多的人物，共43次成為《時代周刊》封麵人物，並於1968年和1972年兩度榮登“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尼克鬆總統讀書之餘以筆耕為樂，於70年代末和80年代先後出版了《尼克鬆回憶錄》《真正的戰爭》《領袖們》《不再有越戰》和《1999：不戰而勝》《超越和平》。
總理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的我們十分尊貴的客人們：
我們能有機會在貴國作客期間歡迎你和今晚在座的諸位中國客人，感到十分榮幸。
我要代表尼克鬆夫人和同行的全體正式成員，對你們給予我們的無限盛情的款待，表示深切的感謝。
大家知道，按照我國的習慣，我們的新聞界人士有權代表他們自己講話，而政府中的人誰也不能代表他們講話。但是我相信，今晚在座的全體美國新聞界人士都會授予我這一少有的特權，來代表他們感謝你和貴國政府給予他們的種種禮遇。
你們已使全世界空前之多的人們得以讀到、看到、聽到這一曆史性訪問的情景。
昨天，我們同幾億電視觀眾一起，看到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奇跡之一——中國的長城。當我在城牆上漫步時，我想到為了建築這座城牆而付出的犧牲；我想到它所顯示的在悠久的曆史上始終保持獨立的中國人民的決心；我想到這樣一個事實，就是，長城告訴我們，中國有偉大的曆史，建造這個世界奇跡的人民也有偉大的未來。
長城已不再是一道把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隔開的城牆。但是，它使人們想起，世界上仍然存在著許多把各個國家和人民隔開的城牆。
長城還使人們想起，在幾乎一代人的歲月裏，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存在著一道城牆。
四天以來，我們已經開始了拆除我們之間這座城牆的長期過程。我們開始會談時就承認我們之間有巨大的分歧，但是我們決心不讓這些分歧阻礙我們和平相處。
你們深信你們的製度，我們同樣深信我們的製度。我們在這裏聚會，並不是由於我們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於我們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我們每一方都有這樣的利益，就是維護我們的獨立和我們人民的安全；我們每一方都有這樣的希望，就是建立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具有不同製度和不同價值標準的國家和人民可以在其中和平相處，互有分歧但互相尊重，讓曆史而不是讓戰場對他們的不同思想作出判斷。
總理先生，你已注意到送我們到這裏來的飛機名為“76年精神號”。就在這個星期，我們美國慶祝了我們的國父喬治·華盛頓的生日，是他領導美國在我們的革命中取得了獨立，並擔任了我們的第一屆總統。
在他任期屆滿時，他用下麵的話向他的同胞告別：“對一切國家恪守信用和正義。同所有的人和平與和睦相處。”
就是本著這種精神——76年精神，我請大家站起來和我一起舉杯，為毛主席，為周總理，為我們兩國人民，為我們的孩子們的希望，即我們這一代能給他們留下和平與和睦的遺產，幹杯！
張濤譯
傑拉爾德·魯道夫·福特——新太平洋主義（1975年12月7日）
傑拉爾德·魯道夫·福特（1913—2006）美國第37位、第38任總統。福特上任之後麵對幾乎不能克服的任務，如通貨膨脹、恢複經濟、解決能量短缺等問題，並且努力保證世界和平，政府幹預花費作為解決美國社會經濟問題的方法和趨勢。1972年、1975年、1981年福特曾3次訪問中國，毛澤東主席和鄧小平副總理會見了他，雙方重申遵守《上海公報》。著作有《和解的日子》。
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它在亞洲有極為切身的利害關係，並負有在緩和緊張局勢、防止敵對行動和維護和平方麵起帶頭作用的責任。世界的穩定和我們自身的安全有賴於我們對亞洲所作出的保證。
在1941年，即34年前的今天，我們在軍事上是沒有準備的，我們在太平洋的貿易是極為有限的，我們對菲律賓行使著管轄權，我們專心注意著西歐。
我們的天性是孤立主義的，我們已經跨過那個時代。我們現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我們同亞洲巨大的商業關係正在發展。我們帶頭讓菲律賓獲得獨立。現在我們在對太平洋托管領地作出新的聯係和安排。
美國國內的政治力量中心已經向西轉移。我們在太平洋的利益和所關切的問題增加了。過去，我們具有一個孤立主義國家的行動自由。現在則已負有一個世界大國的責任。當我這次訪問亞洲三個重要國家（中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後回來時，我更加認識到我們在世界這一地區的利益了。
世界大國對安全方麵關切的問題在亞洲交織在一起。美國、蘇聯、中國和日本均為太平洋國家。西歐同亞洲在曆史上和經濟上均有著密切聯係。太平洋的平衡對美國和太平洋其他國家都是至關重要的。
新太平洋主義的第一個前提是，美國的實力是太平洋一切穩定均勢的基礎，我們的眼光不應隻限於關心安全。但是如果沒有安全，就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能有進步。維護我們在亞洲的朋友和盟國的主權與獨立仍然是美國政策的首要目標。我們認識到，光靠軍事力量是不足以保證安全的。人心歸順和社會正義是抵抗顛覆或侵略的非常重要的先決條件。盡管如此，我們對我們自己，以及對那些依靠我們繼續支持以保持其獨立的人們，都有義務在整個太平洋維護一種靈活和均衡的實力地位。
新太平洋主義的第二個基本前提是，同日本的夥伴關係是我們戰略的一大支柱。沒有任何關係比這種夥伴關係更受到我的注意了。在美國曆來為同遙遠的文化和人民保持聯係而作出的努力中，沒有比這一夥伴關係更成功的了。日美關係使每個美國人和每個日本人都感到驕傲，我們的雙邊關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好。最近的互訪是基本的政治夥伴關係的象征。我們已開始同日本和其他先進的工業民主國家擬訂一些協調經濟政策的較好的辦法。我們在本月還將同日本、我們的歐洲朋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一起開始確定南北方經濟關係的一種較為有效和公平的格局。
新太平洋主義的第三個前提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這加強了我們同這個占人類近1／4人口的偉大國家的新的聯係。這是美國對外政策最近取得的又一巨大成就，它結束了兩國近25年的敵對狀態。
我去中國訪問是為了加強將近4年前開始的對話。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毛澤東主席和鄧小平副總理——就廣泛的問題交換了意見，這有利於加強我們對彼此的觀點和政策的了解。
正如所預料的那樣，由於我們兩國的社會、哲學和在世界上的處境不同，所以我們對各自的國家利益的看法也有分歧。
但是，我們確實找到了共同點。我們一再聲明，我們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麵有著共同的關切和一致的意見。我們一致認為，亞洲各國應在一個相互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人民不受外國侵略的威脅、不幹涉別國內政，以及根據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上自由地發展。我們一致反對在亞洲及世界其他任何地區的任何形式的霸權。
我重申了美國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完成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決心。雙方都認為我們的討論是有意義的、有益的、具有建設性的。我們的關係正在成為國際政治形勢中的一個永久的特點。它不僅有利於我們兩國人民，而且也有利於這個地區，以及全世界的各國人民。
新太平洋主義的第四個原則是，我們繼續與東南亞的穩定和安全有著利害關係。
新太平洋主義的第五個原則是，我們相信亞洲的和平取決於解決懸而未決的政治衝突。
新太平洋主義的第六點是，亞洲的和平需要一個反映這一地區各國人民願望的經濟合作結構。
鄭姍姍譯
薩達特——在以色列國會上的演說（1977年11月20日）
薩達特（1918～1981），埃及政治家和總統，在政治上，他主張民主，在經濟上實行開放政策，在外交上則推行“積極中立”和“不結盟政策”，反對霸權主義，力圖打破中東“不戰不和”的局麵，以謀求和平解決中東問題。這些政策的正確實施，使埃及在國際中的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尤其是埃以實現和平，使中東地區消除了一大隱患，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於1981年10月在閱兵式上遇刺身亡。著有《革命曆史》、《尼羅河上的起義》、《薩達特回憶錄——莫斯科和開羅之間的堅冰正在消融》、《對個性的探索》、《阿拉伯統一的故事》等。
總統先生，女士們，先生們：
你們好，願真主憐憫你們。
蒙真主允許，和平屬於我們大家。
和平屬於我們大家，屬於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在以色列的，在這個充滿著血淋淋的爭鬥、為尖銳的矛盾所困擾、不時遭受流血戰爭威脅的廣袤世界的每一個地方的所有的人。人類製造戰爭，以此最終消滅自己的兄弟——人類。在人類所建樹的一切的廢墟上、在人類犧牲者的屍骨中間，是沒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真正的被征服者永遠是人類——真主創造的最高之物、真主創造的人類。正如和平的聖徒甘地所說：“為了建設生活、為了崇拜真主而奔走。”
今天，我以堅定的步伐來到你們這裏，為的是我們大家——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真主的土地上的所有穆斯林、基督教徒、猶太教徒——一起來為了建立和平而創造一種新的生活。我們崇拜真主，此外，我們沒有任何別的崇拜。真主的教誨和戒律是友愛、信任、純潔與和平。
我請求所有當我在埃及人民議會向全世界宣布我的決定時以驚訝甚至張皇的心情聽到這一消息的人原諒。這一異常的突然行動甚至使得有些人認為我的決定最多隻不過是在世界輿論麵前玩弄花招，給人們提供飯後的談資而已，另外一些人則把它說成是我為了掩蓋發動一次新戰爭意圖的政治策略。
我不想隱瞞你們。共和國總統辦公室的我的一名助手在那天深夜我從人民議會回到家裏後同我聯係，憂心忡忡地問我：假如以色列真的向你發出邀請的話，你怎麼辦呢？總統先生。我十分鎮靜地回答他：我將立即接受邀請。
我曾經公開宣布過，我將到天涯海角去，我將到以色列去，因為我想在以色列人民麵前說明全部事實真相。
我請求所有對我的決定感到驚愕的人，或者對宣布決定的真實意圖表示懷疑的人原諒。因為沒有任何人能設想到一個承擔著最大負擔，負擔著中東地區戰爭和和平問題首要責任的最大的阿拉伯國家的總統會作出準備到敵對的國家去的決定。我們仍然處在戰爭狀態之中，我們大家還都在遭受著在30年中發生的四次殘酷戰爭所造成的苦痛，1973年10月戰爭犧牲者的家庭仍然生活在喪夫失子、父兄陣亡的孤苦之中。正如以前我所宣布的那樣，關於這個決定我沒有同任何一個同事和兄弟——阿拉伯國家或前線國家的首腦商量過。他們中間有些人在決定宣布以後同我進行了聯係，表示反對。因為以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為一方，以以色列為另一方之間的全麵懷疑和全麵不信任至今在所有人的心中仍然存在。長長的幾個月足可以實現和平，但是在關於舉行日內瓦會議的程序方麵所進行的毫無益處的分歧和討論中白白浪費了。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全麵懷疑和全麵的失去信任。
但是，我要非常誠懇地坦率地告訴你們，我作出這個決定是經過了長時間的考慮的。我知道這是一個巨大的冒險，因為如果說真主決定我要對埃及人民負責，要分擔有關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命運的責任的話，那麼這種責任的首要任務就是利用一切辦法，避免阿拉伯埃及人民以及全體阿拉伯人民再一次遭受毀滅性的、隻有真主才知道其規模的戰爭災難。
在經過長時期的思考以後，我確認對真主、對人民的責任的忠誠要求我走遍天涯海角，而且要到耶路撒冷去，去向以色列人民的代表、國會成員說明我考慮已久的全部事實，然後讓你們自己考慮並作出你們的決定。最後，讓真主按照他的意旨為我們安排一切。
女士們，先生們：
每一個民族和人民的生活中都有這樣一些時刻，所有具有聰明才智和遠見卓識的人在這樣的時刻必須注意到過去的複雜狀況和遺留問題，以便勇敢地向新的境界前進。
那些像我們一樣肩負著同樣責任的人們首先應該有勇氣作出同形勢的主流相一致的重大決定。我們大家應該站得高一些，擺脫一切形式的偏見，擺脫心理錯覺和腐朽的優勢理論。最重要的是我們永遠不要忘記無過隻屬於真主，如果我說我要使全體阿拉伯人民避免新的令人痛苦的戰爭災難的話，那麼我十分誠摯地向你們宣布，我對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懷有同樣的感情，負有同樣的責任，對以色列人民當然也這樣。
戰爭的犧牲品是：人類。
在戰爭中滅亡的生命是人的生命——不管是阿拉伯人還是以色列人，失去丈夫的妻子是應該生活在幸福家庭中的婦女，不管是阿拉伯的還是以色列的婦女。
失去父親的照料和愛撫的兒童是我們大家的孩子，無論是在阿拉伯的還是以色列的土地上，我們都應該擔負起為他們創造快樂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的巨大責任。
為了這一切，為了保衛我們所有孩子和兄弟的生命。
為了我們社會的安居樂業，為了人類的發展，使他們幸福，給他們以崇高的生活權利，為了我們對子孫後代的責任，為了降生在我們土地上的每一個孩子的歡笑，為了所有這一切，我甘冒一切風險，我決定來到你們這兒，發表我的意見。
我曾經擔負起、現在仍然擔負著曆史責任提出的要求。為此，從前，幾年以前，確切地說是在1971年2月4日，我宣布我準備同以色列簽訂一項和平條約。這是阿以衝突開始以來阿拉伯負責人發表的第一個公開聲明。出於領導責任應有的這一切動機，我在1973年10月16日在埃及人民議會宣布呼籲召集一次國際會議，以便確立持久的公正的和平。
在那個時候，我無需乞求和平或要求停火。我在曆史的、領導的責任應有的動機的推動下，簽訂了第一個脫離接觸協議。接著是在西奈的第二個脫離接觸協議。然後，我努力敲打那些開著的、關著的大門，以尋求一條通向持久的公正和平道路。我向全世界人民敞開胸懷，讓他們了解我們的動機和目標，讓他們真正相信我們是正義的倡導者和和平的創造者。
在這一切動機的推動之下，我決定以坦率的思想、坦蕩的胸懷、自覺的意誌來到你們這裏，以共同創造建立在公正基礎之上的持久和平。
我這次到你們這裏來是在伊斯蘭最大的節日、吉祥的宰牲節、犧牲和贖罪的節日裏進行的一次和平之行，這是天意。當初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祖先易卜拉欣皈依了伊斯蘭教，我說。當真主命令他的時候，他就立即心甘情願地挺身而出，這不是由於軟弱，而是由於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的鼓舞，由於不惜犧牲自己心愛的兒子的自由選擇，是出於對崇高理想的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念——這一崇高理想賦予生活的深刻的意義，也許這一巧合在我們大家的心中具有一種新的含義，也許它將變成安全、寬恕與和平吉兆中的真正希望。
女士們，先生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