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1923～），猶太人後裔。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美國前國務卿。1923年5月27日生於德國費爾特市，1938年移居美國，1943年加入美國籍。1971年7月，基辛格作為尼克鬆總統特使訪華，為中美關係大門的開啟作出了曆史性貢獻。1972年2月陪同尼克鬆總統訪華。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多年來一直關心和支持中美關係的發展，並多次訪華。著有《核武器與對外政策》（1957年）、《複興的世界》（1957年）、《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展望》（1961年）、《麻煩的夥伴關係：大西洋聯盟的重新估價》（1965年）、《白宮歲月》（1979年）、《紀錄在案》（1981年）、《動亂年代》（1982年）等。
我感到非常榮幸能應邀來外交學院講話。我知道諸位要聽清楚我講的英語，一定會有困難，因為我講英語帶有德語的口音。對我來說，每次訪問中國都使我心情激動。我們兩國重新建立關係時，雙方當然都有重要的具體原因。大國之間的長期關係確實隻能建立在對國家利益的正確理解的基礎上。此外，我在多次來中國訪問期間，還同許多人結下了個人的友誼並留下了那麼多親切的回憶。就我而言，這些交往不僅反映了國家利益，而且也帶有感情色彩，這麼說是違背了在執行外交政策時我自己的某些原則。我應邀同你們談談薑蘇關係問題，大約在一周前我才接到邀請，因此我來不及寫成講稿，我隻能按照提綱來講。我並不是因為你們是中國聽眾才這樣來談這一問題的，我對你們講的也同我對其他聽眾所講的一樣。
美國和蘇聯之間的關係是極其複雜的，部分原因是兩國有極其不同的曆史經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美國實際上一直無須執行什麼對外政策，它受到兩個大洋的保護。對我們來說，並不存在強大鄰國的問題。因此，美國當時形成的對外政策的觀點，部分是孤立主義的，部分是道義上的。那時，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曆史的偶然性使我們有幸在地理上遠離他國，這也反映了我們在道義上的優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所尋求的隻是能夠再次回到它以前與外界隔絕的地位。第一次大戰結束時，威爾遜總統堅持認為美國應該與勢力均衡之類的概念劃清界限。我們當時考慮建立世界性組織，甚至考慮建立世界政府，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人有責任改善世界，而不僅僅是控製世界。當杜魯門總統去參加波茨坦會議時，他拒絕提前與英國首相會晤，因為他不想讓斯大林認為我們和英國串通一氣對付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多數美國人夢寐以求的是發揮今天不結盟運動所起的那種作用，也就是在英國與蘇聯（當時是這樣認為）的衝突中充當仲裁人，采取超脫的立場，執行獨立的外交政策。
我之所以提到這一切，是因為與蘇聯發生衝突並非美國人天生的嗜好，和蘇聯發生爭執是不符合絕大多數美國人的願望的。
現在我簡要談一談俄國的曆史。由於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即今日的蘇聯及昔日的帝俄地處遼闊的平原，沒有自然疆界，俄國的曆史就是一部擴張史，既向西擴張，又向東擴張。19世紀擴張到西伯利亞，18世紀末、19世紀初擴張到歐洲。人們經常說，俄國人有理由感到不安全，因為他們常常受到侵犯。這是事實，他們確實經常受到侵犯。但是，如果你翻開任何一本曆史上的地圖集，將任何一個世紀末與任何一個世紀初的歐洲、亞洲和世界的地圖相比較，你就會發現，俄國仿佛永無休止地向亞洲、中東和歐洲推進。這一點也是事實。在蘇聯占領阿富汗之前，在19世紀後半葉，帝俄就已占領了位於阿富汗以西的許多獨立的公國。人們有時說，從曆史上看，不管誰統治現代俄國，都會感到不安全，除非他在邊界兩側都派駐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出現了這一問題。美國當時突然發現，蘇聯軍隊正在東歐建立政府；而原來許多美國人認為美蘇關係會是合作關係，但結果卻變成了敵對關係。因此，戰後兩國關係曾多次出現過緊張。但是，認為這種緊張都具有同樣的根源是錯誤的。在我看來，就美國和蘇聯而言，東西方關係的根本問題是十分簡單的。如果蘇聯願意成為一個同其他國家一樣的國家，那麼就有可能製定出共處原則並做出同蘇聯共處的具體安排。如果蘇聯認為，它能夠確立像勃列日涅夫主義那樣的原則，根據這種主義，它有權強行扶植它所喜歡的政府，或當它認為是正確的政府遭到威脅時，它有權進行幹涉，那麼緊張就會持續下去。
我注意到，中國曾就中蘇關係問題表明，要改善關係，必須先滿足三個條件。美國就沒有那樣係統和那樣明確。我國的曆史畢竟比中國任何一個朝代都要短。因此，我們沒有用同樣明確的語言來表達我們的要求。但是，我相信，從根本上說，美國所麵臨的問題與中國完全一樣。如果蘇聯願意在它目前的疆界內與別國共處，那就肯定可以找到做出某些具體安排的途徑。否則，如果我們聲稱我們可以在不作某些重大調整的情況下就能解決問題，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對美國沒有好處，對直接或間接依賴於美國的人也沒有好處。正是本著這種精神，我想談談首腦會談前夕的當前形勢，並提出幾點看法。如果像一位教授那樣抽象地分析形勢，人們就必須講出許多理由，說明為什麼他們認為一個緩和緊張形勢的時期對各方都有好處。在西方，人們常常把這歸結為蘇聯新領導的個性。但我認為沒有必要對受過一些馬克思主義訓練的聽眾強調客觀條件比個性重要。像蘇聯這樣的製度不可能產生和平主義的共產黨總書記。但是，我之所以認為蘇聯有可能出現尋求緩和的動機，是因為蘇聯社會麵臨著某些客觀趨勢，至少抽象地看這是它必須著重關心的。在我看來，首先必須承認目前這種政府製度過分依賴於個人，尚未實行像中國近幾月、近幾年來所開始采取的那種輪換製度。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的爭奪領導權的鬥爭。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有一段安定的時期。
第二個問題同蘇聯經濟的性質有關。經驗表明，完全由中央計劃機構管理、不允許權力下放、不讓下麵發揮積極性的經濟體製會使經濟停滯不前，無法實現社會的願望。在這方麵，又是中國的經驗給其他國家提供了或應當提供極其重要的借鑒。我個人認為，問題並不在於生產資料歸誰來掌握，而在於決策權是集中還是分散以及物質刺激在各級的作用。如果人們能讀一讀蘇聯領導人就本國經濟問題在報紙和電台上向蘇聯公眾所說的那些話，那麼，他就能理解在國際形勢緊張的情況下，蘇聯為什麼不願進行改革的原因。所以，我認為，改善關係的客觀條件是存在的。在核時代，關於這種力量的許多傳統看法已不再適用，這就使問題複雜化了。在核時代，很有可能戰爭既無戰勝國，又無戰敗國，大家都打輸。而在戰爭結束時，卻記不清發生戰爭的起因。但是，情況肯定將發生巨大的變化。所有這些理由都說明，蘇美有達成某種具體諒解的可能性。然而，也還存在一些障礙；一是在美國有許多人傾向於把外交政策看做是精神病學的一個分支。他們因此相信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樣的。他們更喜歡治標而不治本的辦法。在蘇聯方麵，存在這樣一個問題：那些想搞經濟改革的人感到難以同時在外交政策上也采取靈活態度。所以，在蘇聯方麵，可能也有類似的傾向，即希望建立某種緩和的氣氛，而不去解決我們所麵臨的任何問題。在西方，常有人說當代壓倒一切的問題是軍備控製。在一定程度上，武器限製當然是重要的。但是，消除國際緊張局勢的根源主要並不在於此，這也是事實。國際緊張局勢的根源在於政治衝突，在於企圖擴張勢力，企圖把單方麵的解決辦法強加於人。因此，我建議，首腦會晤必須解決三個基本原則，三個已確定的根本問題：
第一，地區性的衝突。隻要強國可以進攻弱小鄰國而不受懲罰，就不可能有和平。不能到處都推行勃列日涅夫主義，也不應當承認可以用輸入武器的辦法來加劇國際衝突的原則。因此，雙方都必須實行克製。作為一個美國人，我當然認為，蘇聯在超級大國中是侵略性要大得多的一個。第二，兩個超級大國在相互之間的關係中，必須建立起某種體現互相克製的行動準則，並表現於具體的政治安排之中。換句話說，它們不應當威脅和平精神，也不應當相互進行威脅。第三點才是軍備控製問題，這一點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這一點涉及十分複雜的技術問題。我想強調指出：提出一些數字上的關係是容易的，而且聽起來也很動聽，但實際上卻毫無意義。今天，對於蘇聯提出的雙方將各自的核武器裁減50％的建議，人們議論紛紛。但是，事實上雙方各有多達一萬個以上的彈頭。在沒有任何防禦力量的情況下，減少50％，並不能使形勢有所變化。如果原來是能夠毀滅人類20次，現在隻能毀滅10次，這並未取得任何根本性的進展。
我認為，一個政府有尋求保護其人民的道義責任。我認為最有效的軍備控製是把進攻力量和防禦力量聯係起來的軍備控製。這樣的軍備控製最少可能產生核戰爭，即使由於某種原因發生了戰爭，也最有可能減少傷亡。我深信，如果我們采取我也許可以稱之為中國人的談判方式，如果我們清楚地闡明在政治關係和戰略關係中的穩定的基本因素是什麼的話，那麼這樣的軍備控製就可以實現。
現在，我想在這方麵簡單地談談中國在世界和平及美蘇關係方麵所起的作用。中、美重新建立了關係，先是接觸，然後是建立關係，因為兩國都認識到，如果彼此不了解對方的觀點，就不可能建立一個安全的世界。美國十分關心中國的完整、獨立和發展，這並不是作為一種反蘇行動，也不是因為我們達成了這方麵的協議，而是因為不能將一個具有這樣的曆史、幅員和重要性的國家，排除在國際均衡之外。幾年前，曾有一些美國人說，美國應當打所謂中國牌。這是荒謬可笑的。中國不是一張可以任美國打的牌，中國是活生生的現實，必須作為現實來對待。隻要中國獨立強盛，它本身的分量就有助於全球平衡。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獨立的外交政策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現在，人們有時猜測蘇中關係可能改善以及這種改善可能對美國和美蘇關係產生的影響。我願向你們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蘇中關係極端緊張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發生戰爭則更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這將使整個國際形勢激化。中國回到50年代那樣，成為蘇聯的親密盟友對美國也不利。但是，最終北京不是根據什麼對美國有利，而是根據什麼對中國有利來對這些問題做出決定的。我認為，中國和美國在這方麵的利益是非常相近的。極端緊張的關係不可能符合中國的利益，與蘇聯結盟不可能符合中國的利益，作為蘇聯的盟國而同美國處於衝突的地位也不可能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要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確定自己的地位。至於美國，曆史把它置於這樣的地位，即它必須保衛世界上許多友好國家的獨立和完整，否則就不可能有均衡。隨著曆史的發展，隨著其他國家力量的壯大，將可以減輕美國肩上的部分擔子，許多美國人對此都會表示歡迎。美國人當然對緩和緊張形勢的任何機會都表示歡迎。我在政府任職時，參與了與蘇緩和政策的實施，我現在仍認為這項政策是正確的，隻要這個政策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並導致真正的克製，而不僅僅是形式主義的宣言。我已說過，我認為存在著取得進展的客觀條件，能否取得進展，那就要看是否具備了某些具體條件。政治家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保持對話，並確保讓世界人民理解我們所講的和平條件是什麼。就中國和美國而言，一個強大的不斷發展的中國是符合共同利益的。我們這些70年代初到過中國的人都必然會欽佩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適應情況變化、承擔使10億人民現代化這一宏偉崇高的任務方麵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想象力。就中國和美國而言，保持對話是很重要的，這樣我們可以了解彼此對世界的看法以及對實現和平的必要條件的看法。各方都有自己的看法，都獨立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雙方的利益在一些帶根本性的原則問題上吻合，但在某些策略問題上存在分歧。在和平問題上沒有分歧。在你們向我提出的美蘇關係問題上，我隻能說：這一直是個很深刻的問題。存在著很好的機會，但如果我們以為靠口號就能抓住這一機會，那我們是在欺騙自己。如果我們願意為此而努力，我想我們是能夠獲得長時間的和平的，這對全世界人民都有利。在這個進程中，美國對中國的關係將起重大作用。謝謝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