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德米特裏耶維奇·薩哈羅夫，蘇聯原子物理學家，聞名於核聚變、宇宙射線和基本粒子等領域的研究，並曾主導蘇聯第一枚氫彈的研發，被稱為“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也是人權運動家，是公民自由的擁護者，支持蘇聯改革。1938年，薩哈羅夫入讀莫斯科大學，1941年因蘇德戰爭撤離後，他在阿什哈巴德畢業。薩哈羅夫在1945年返回莫斯科，在列別傑夫物理學院理論部繼續學業，1947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他在197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88年，薩哈羅夫獲得國際人道和倫理聯合會頒發的國際人道主義獎。之後，薩哈羅夫協助了蘇聯最早的一批獨立政治組織的成立，並成為蘇聯反對勢力中主要一員。1989年3月，薩哈羅夫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成員成為民主改革勢力的領導者之一。
1989年12月14日，薩哈羅夫死於心髒病，終年68歲。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薩哈羅夫去世20周年之際表示，薩哈羅夫的思想深刻而且有實際意義，今天的俄羅斯社會恰好缺乏薩哈羅夫這樣的人物，他稱薩哈羅夫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尊敬的諾貝爾委員會委員們，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我來到這裏，由於我丈夫和我作為公民的那個國家的一些奇怪特征，我丈夫出席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儀式已證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今天他不在這裏，而是在維爾紐斯，立陶宛的首都，在那裏科學家舍夫·科瓦裏耶夫正在受審。由於這同樣的、使得薩哈羅夫不可能前來奧斯陸的奇怪特征，他現在正在法庭附近，不是在裏麵，而是站在外邊，在大街上，在寒冷之中，等著第二天，等著對他最親密朋友的宣判結果。
盡管所有這些，薩哈羅夫相信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儀式——它的名字本身就有著如此之深的象征意義和人類意味——必須舉行，他打算在這裏要說的話也必須被人聽到，這就是他要求我向你們宣讀他的講話的原因。
我非常感激非常自豪。我自豪地看到我的名字與許多傑出人物的名字放在了一起，在他們中間有阿爾貝·施韋策。
30年前，除了廢墟以外什麼也沒有的慘景留在了我祖國的一半和歐洲的一半上麵。億萬人民在悼念並一直悼念著他們的親人。對於所有那些經曆了曆史上可怕戰爭的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戰爭這個對全體人類來說是最糟糕和最罪惡之大災難的概念，成為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想法，而且是深深的個人感受，成為一個人對世界整體看法的基礎。要保持一個人的自尊，一個人必須就與人類對和平、對真正的緩和、對真實的裁軍的普遍渴望相一致地行動。這就是我為什麼如此深深地被你們將我的活動視為對和平的貢獻而讚賞所感動。但是，使我特別愉快的是看到委員會的決定強調了保衛和平與捍衛人權之間的聯係，強調了對人權的捍衛保證了真正的、長期的國際合作的堅實基礎。這樣你們就不僅僅闡釋了我活動的意義，而且給它以強有力的支持。將和平獎授予一個捍衛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人，反對非法和專橫行為的人，這意味著對原則性的肯定，這原則在決定人類的未來中起著如此重要的作用。成千上萬的人，我認識或不認識的，他們中的許多為捍衛這同樣的原則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這代價是喪失自由、失業、貧困、迫害、被逐出自己的國家，對於他們，你們的決定是一個巨大的個人性的歡樂和禮物。我知道所有這些，但我也知道另外一個事實：在目前的形勢中，這是一個理性勇氣和偉大公平的決定。它授獎給一個人，這個人的思想並不與官方關於領導一個大國強國的概念相吻合。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我珍惜諾貝爾委員會的這個決定，我也在它裏麵看到了寬容的宣言和緩和的真正精神。我想表達一個希望，即使是那些現在用懷疑或者惱怒的眼光看待你們決定的人，有一天也將會讚同我這個觀點。
我的國家的當局否定了我旅行前往奧斯陸的權利，藉口是我熟悉政府和軍事秘密。我想事實上用一種我們當局可以接受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安全問題並不困難，但不幸的是並沒有這樣做。我個人不能參加今天的授獎儀式。我感謝我的住在國外的朋友們，他們在這兒作我的客人，使我深感榮幸。我也邀請了來自我的國家的朋友：瓦倫廷·特欽、於列·沃洛夫和兩個最高貴的正義、法律、榮譽和誠實的捍衛者舍夫·特瓦裏耶夫和安德烈·特維爾多赫列鮑夫，他們兩人現在都在獄中，等候審判。不僅僅是這後兩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不能來，在蘇聯，當事關獲準到國外旅行時，每個人各自的情況並不能得到區別對待。但是，我還是懇請你們寬厚地將所有這些人視為我的正式客人。
我願意用表達對和平與人權原則的最終勝利的希望來結束我的講話。這種希望能夠實現的最好標誌就是世界所有國家普遍的政治大赦，每一個地方良心囚犯的獲得自由。為普遍的政治大赦的鬥爭就是為人類未來的鬥爭。
我對諾貝爾委員會授予我1975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深表感謝，我請求你們記住，授予我的榮譽也為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良心囚犯們所分享，為所有為這些人的自由而鬥爭的人們所分享。
張婕譯
貝蒂·威廉斯——諾貝爾和平獎獲獎答辭（1977年12月11日）
貝蒂·威廉斯（BettyWilliams，1943－）曾因與梅裏德·科裏根一起創立和平人社團而獲得1976年諾貝爾和平獎，該組織致力於和平解決北愛爾蘭問題。現任全球兒童基金會及世界兒童慈善中心主席。同時，她還是華盛頓亞洲民主協會主席、新東南大學客座教授。2006年，她與多人發起了諾貝爾婦女倡議。
我今天站在這裏，有一種謙卑的感覺，有一種曆史的感覺，有一種榮譽的感覺。
我也代表勇氣站在這裏，給挑戰以命名。
對正式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我感到卑微，因為有如此之多的人們參加了這場運動，它才引起了對我們領導作用的這般注意，這樣一個獎勵才可能有理由做出。M．科裏根和我在我們的一生中會感到一些欣慰，的確是我們發出了這個最早的呼籲，這是一個開啟了北愛爾蘭人民心頭巨大和平渴望的呼籲，而且如我們馬上就發現了的那樣，是全世界人民心頭的和平渴望。這還不僅僅是在挪威，而挪威人民對我們事業所表現出的慷慨也是我們現在有能力擴展我們運動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僅僅開啟和平的渴望永遠也不夠。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決心都表達著一個壓倒一切的要求：結束這場毫無益處的使用武力的病態循環。但是這在人民中引發的卻隻是激動然而又短暫的反響，就像以前發生過的多少次一樣……如果我們不把自己組織起來，積極地使用這能量和決心的話，它還將不過如此，而且永遠不過如此。
所以，在第一個星期，科裏根、麥克沃恩和我就創建了“和平人民”的運動，以便對我們業已肯定是潛伏在絕大多數人民心中的這種渴望給以真正的領導，指出方向。甚至那些感覺到——現在或許還繼續認為——在公開場合必須反對我們的人，這種渴望也深藏在他們心頭。
除了“和平人民”的創建外，這第一個星期當然也因別的事情而值得記住。對於那些最直接參與的人來說，第一個星期中最難忘的記憶就是一個年輕的共和軍成員的死亡和被這個死者的汽車所撞死的3個孩子。在1976年8月10日那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所發生的悲劇事件之前，人們對於持續暴力的那種毫無頭腦的愚蠢早就有了一種深深的沮喪之感，但是這4個年輕人在暴力那可怕一刻的死去，將這種沮喪之感導向了爆炸，創造了一個真正的和平運動的可能性。也許，死去的兒童中有一個6個星期的孩子，坐在媽媽推著的一輛嬰兒車中，這一點使得這場悲劇格外不能忍受；也許，這屬於同一個家庭的3個孩子：嬰兒安德魯、小約翰和8歲的喬安娜·馬圭爾，在一個事件中死去，而且他們的母親安妮——科裏根的姐姐——還負了重傷，這種悲痛就格外深重；也許，是這種可怕而又完全沒有必要的喪失生命，激怒了人們在那個星期成千上萬地站出來抗議。我們也沒有忘記那天失去了生命的那個年輕的共和軍丹尼·倫農，他那天可能卷入了試圖槍擊士兵，而他自己被擊斃。可能有人會說他是罪有應得，但對我們而言，這又是另一個年輕的生命不必要地喪失。對我們來說，在過去的8年中每一個死亡，每一場戰爭中的每一個死亡，都代表著生命的不必要的浪費，代表著一位母親勞苦的被踐踏。
我們擁護生命和創造，我們反對戰爭和毀滅，在那個星期我們的憤怒中，我們喊出了暴力必須停止。
然而，呼喊之餘我們也開始做別的與之相關的事情。麥克沃恩寫了“和平人民宣言”，它用樸素的語言指出了到達真正和平的道路，隨著這個宣言的發表，我們宣布了“和平人民運動”的創立。我們開始計劃一係列的集會，這些集會要延續4個月，通過這些集會，我們將動員成千上萬的人民，號召他們走《宣言》所指出的道路。
《宣言》裏的語言是樸素的，但《宣言》的道路並不容易，如同所有與這個曆史性的諾貝爾和平獎相聯係的人們所知道的那樣。在這條路上我們不僅必須排斥所有暴力技術的使用，我們還必須尋找建立和平的工作——去做這工作。這是一條奉獻、苦幹和勇氣之路。
在這4個月中，成千上萬的人民站了出來。如果不是他們站了出來，我們今天就不會站在這裏。所以，我感到很謙卑，由我來接受這個獎勵；但是我很自豪，以所有“和平人民”的名義，站在這裏接受獎勵。
我也有一種曆史之感。我感受到了在我之前所有站在這裏受獎的人。我們尤其想起了馬丁·路德·金，我們珍藏著對他的記憶，他的理想他的聲音仍在激勵著我們，如同它們對全世界所有參與、所有積極投入為了正義與和平的非暴力鬥爭的億萬人民的激勵那樣。
科裏根、麥克沃恩和我有此榮譽去年在柏林從國際人權社柏林分部接受了卡爾·馮·奧西埃茨基獎章，所以，我們更有理由想到此人。他，在42年前，身處希特勒德國的監獄之中，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他不能前來這裏受獎，但是，這對當時那些在無望中為正義活下來而奮鬥的人是多麼大的鼓勵，對今天為非暴力而奮鬥的人，是多麼大的鼓勵。當我們想起奧西埃茨基和那些在監獄中憔悴的人，我們也想起那些現在北愛爾蘭監獄中的人，那些被傳統誤導使用暴力的年輕男人和女人。我們尋求在一個非暴力社會中他們的盡早獲釋。我們想起了像埃斯基維爾這樣的人，他在阿根廷未經審判而被囚禁，我們想起了全世界那麼多相似的被監禁者，他們惟一的“罪行”就是他們對用非暴力方式在人類大家庭中創造正當聯係的堅持不懈的奉獻。所以，我們覺得自己是站在由過去傳下來的一個曆史行列之中，覺得我們自己，我們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人類曆史的一個重要時刻，一個充滿了機會和危險的重要時刻。
帶著這麼一種曆史感，我們感到了一種特別的榮譽——給婦女的榮譽，在這一時刻或許更顯得特殊。戰爭傳統上是男人的活計，盡管我們知道女人常常是暴力的起因。但是，婦女的聲音，那個最直接地育出新生命者的聲音，當對一場接一場戰爭的浪費生命提出反對的懇求和哀告時，卻總是無人傾聽。在爭取一個非暴力世界的鬥爭中，婦女的聲音有著特別的作用、特別的心靈的力量。我們並不想用性別主義或任何形式的好戰的女權主義來替代宗教教派或意識形態的分野，但我們的確相信，如同麥克沃恩所相信的——他在精神上與我們在一起，婦女在這場偉大的鬥爭中將發揮領導性的作用。
所以，我們的榮譽是所有婦女的榮譽，特別是她們在領導一場為爭取正義與和平的社會的鬥爭中發揮了作用的榮譽。在呼喚和平工作所需要的愛上，同情比智力更為重要，本能常常比冷冷的理性具有強大得多的啟示力量。我們必須思考，必須苦苦思考，但在我們開始思考之前我們沒有同情的話，那麼我們多半不過是開始與各種理論糾纏。這整個世界被意識形態、被理論劃分著左與右，人們時刻準備為他們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戰。然而，整個人類家庭卻可以用同情來聯合，如同麥克沃恩最近在以色列所說的，“同情自動地承認人權……它不需要一個憲章”。在那麼多不同的文化中，在那麼多業已過去的世紀裏，婦女的角色被從人們所稱的公共事務中排除出去。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她們精力要集中於與家庭相關的事情上，她們更保持著與實際生活的緊密聯係，與孕育生命和愛的生活的聯係。為了生存，人類曆史的一個時刻也許會到來，這種生活將壓倒那些導致了戰爭的自命不凡的冒險而獲得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