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消除怨憤，或者說要消除怨憤的危險，我們知道每個國家裏都有兩種臣民：貴族與平民。在二者之中隻有一種是心懷怨憤的時候，那危險是不大的，因為平民若沒有上流社會的挑撥，是不會有什麼舉措的，如果平民不能或不準備起事的話，上流社會的力量就不夠強大。所以，如果下層的民眾中間有了騷動的話，而上流社會也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態度的話，情況就變得非常危險了。詩人們的寓言說，眾神想把丘比特縛起來，這種陰謀被丘比特聽見了，於是從帕拉斯之計召百臂的布瑞阿瑞歐斯來幫助他。這無疑是一種比喻，表明為人君的如果能夠討得一般民眾的歡心，那麼他們之間就可以相安無事了。
給人民一定的自由，使他們的痛苦與不平得以發泄隻要發泄的時候不要過於不遜或誇張冤，這樣做會比較安全。因為那種壓抑體液、使傷口的血倒流人體內的做法將會導致毒瘤以及膿瘡的產生，這是十分危險的。在與怨憤有關的情形中，埃辟邁修斯的所為是很適於普羅米修斯的，因為再沒有比他的所作所為能更好地預防怨憤了。埃辟邁修斯在許多痛苦與禍患飛到外麵之後，終於蓋上了蓋子，把希望留在了箱底。無疑的，巧妙而適宜地為人們培養並保留“希望”，讓新的希望由此得以生生不息，這種辦法真是治療和救濟怨憤之毒的最佳良藥。而一個政府當其不能得人心的時候，若能使他們有希望實現願望，並且當其將事情辦得沒有任何禍患，而總要使它顯得有解決的希望的時候，那的確是一種賢明的做法了。後者比較容易做到，因為個人和黨派雙方都心存僥幸，或者至少也易於裝出不相信某事是沒有希望的樣子的。
再者，假如國內沒有適當的領袖可以召集或統領心懷不平之徒，這種先見和預防雖眾所周知，但仍然不失為一個良策。所謂適當的領袖，就是要那些心胸寬廣，聲譽良好的人，受心懷不平的黨派的信任和尊敬的人，被認為他本人對自己的利益上也有所不滿。這樣的人應當把他拉攏過來，使之與政府交好，而這種事還得要切實做到，或者使他受同黨中另一個人的爭衡，使其名譽受損。一般地說來，分裂一切將不利於政府的黨派集團，使之反目成仇，或者至少互不信任，不能算是一種頂壞的治療怨憤的方法。因為假如讚成政府措施的人們之間充滿了不和或黨爭，反對政府的人們則是萬眾一心的話，那情況就太危險了。
我們經常看見，有一些君主口中吐出機警鋒利的言辭，曾經燃起過叛亂之火。愷撒曾以“蘇拉不文，所以不會獨裁”一語對自己貽害無窮，因為這句話使一般希望他早晚會放棄獨裁的人完全失望了。加爾巴以“我不收買兵士而征募兵士”一語自戕，因為這句話使兵士們都沒有受賞賜的希望了。同樣的，普羅巴斯，以“假如我活下去，羅馬帝國將不再需要兵士了”一語自戕，因為這句話使兵士們大失所望。類此者甚多。無疑的，為人君者，在危險的事件上和不安的時代中，需要慎其所言，特別需要注意這些犀利的言辭，它們的傳播像飛箭一樣迅速，並且被人們看做是君王無意泄露的天機，比那些幹燥無味的長篇大論更受世人關注。
最後，君主為預防一切叛亂起見，當在身旁常有一位或數位有勇略的大將，這些人可以消除叛亂於萌芽之中。如果沒有這樣的人，則叛亂一起，舉國上下便會驚皇失措。並且政府所冒的危險將如泰西塔斯所說的院野雖然很少有人敢做叛國這樣的醜惡之舉，但是卻有多人願意這種事情實現，而一般人都是準備讚成這件事的一當時的人心的確如此。”但是這樣的軍人須要可靠而且有好名譽，不可以是那種喜歡黨爭、希望由此而討得眾人的歡心的人；他並且還須與政府中其他的大人物相得益彰，否則用來治病的藥，其危害也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