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來說說王權的真正氣度，那是很少也很難保持的，因為真正的氣度和失常的氣度都是由矛盾衝突所造成的。然而摻和相反的事物是一件事，交換相反的事物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阿波郎尼亞斯答維斯帕顯的話是最有教育意義的。維斯帕顯問他院野是什麼造成了尼羅的顛覆·”阿波郎尼亞斯答道院“尼羅善於調弦弄瑟，可是在政治方麵，他有時把螺栓擰得很緊，有時又放得太鬆了”。毫無疑問，有時恩威並施，忽然過度鬆弛，再也沒有什麼比這種不平衡的政策變換更能破壞權威的了。
這是真的，近代人講起國君的事情時，他們的智慧多在巧妙地避免和轉移迫在眉睫的危險，一切都不是建立在堅固合理的基礎之上，自然不能避免危險。但是這簡直就是在和幸運之神爭權奪利。人們也應當小心，不可忽視或容忍變亂的厚積薄發，因為沒有人能防微杜漸，也沒有人能夠看出燎原的星星之火將從什麼地方來。君主的事業中會有很多艱巨的困難，然而，最大的困難常常是在他們自己的心裏。因為作帝王的人有矛盾的欲望實在不足為奇院野君王們的欲望多是強烈而又自相矛盾的。”權勢的自然弱點就是想要達到某種目的，卻不肯忍受那必需的手段。
君主必須處理好以下關係：跟鄰國、王妃、子女、高級僧侶或教士、貴族、第二流的貴族或紳士、商人，平民和兵士。因為，假如他不謹慎對待的話，所有的這些方麵都可能成為危難的發端。
先說他們的鄰國。關於這點除了一條永遠可靠的定理外別無其他普遍的定理可說因為形勢總是變化多端冤。那就是院為人君者應當保持高度警惕戒備，不要使任何鄰國通過擴張領土、貿易人侵、外交手腕等等此類的手段冤強大到比以先更能為威脅本國的程度。要預測並防止這種情形發生是某個政府部門永遠的工作。在從前三大君主一就是英王亨利八世，法王法蘭西斯一世，皇帝查理五世一當歐洲領袖的時候，他們之間互相監督製約，三位之中誰也不能得寸土之地，不然的話，其餘的兩位立刻就會把這種情形糾正過來，其方法或者是通過聯盟，如果有必要的話還會發起戰爭，無論如何也決不會貪一時之利而講和。又如奈波爾斯王飛迭南，勞倫斯·麥地奇與盧道維嘻斯·斯福爾察（二人都是霸君，一個是佛羅倫斯的，一個是米蘭的）締結的那個聯盟，即古察迪尼所說的意大利的保障，與之有些相似。還有經院學派中某些學者的意見，即使是因為先受到傷害或挑釁而宣戰仍是不義之師，這種意見是不可取的。毫無疑問，因為敵人雖然還沒有開戰，但是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預見臨近的禍患，這也算是戰爭的正當理由。
至於後宮妃嬪，她們之中不乏一些殘酷無情者。麗維亞因為毒害丈夫而臭名昭著；羅克撒拉娜，梭利滿的王後，也就是殺害那位赫赫有名的王子蘇丹穆斯塔法的人，並且虐待他的家人和子嗣；英王愛德華二世的王後帶頭廢除並殺害了她的丈夫。因此，當後妃為了立自己的孩子為儲君而施展陰謀詭計的時候，或者當她們有外遇的時候，這種危險是最應當防範的。
至於子嗣，同樣的，由他們而來的災難和所招致的不幸也不勝枚舉。一般來說，如果父親對兒子產生猜忌之心，這無論如何都是不幸的。穆斯塔法之死前麵我們巳經提到過這個名字冤對梭利滿王室是致命的一擊，因為土耳其王室自梭利滿以致今日的王位繼承都有不正之嫌，恐怕有外來的血統。因為有人認為塞利馬斯二世是私生子。克瑞斯帕斯是一位非常溫順的年輕王子，卻被康士坦丁努斯大帝所殺，這同樣是他那個王室的致命傷。因為康士坦丁努斯的兩個兒子，康士坦丁努斯和康士坦斯，都死於非命。他另外一個兒子，康士坦洽斯，結局也不怎麼好，他雖然確實是病死的，但是他是在丘利安努斯起兵之後死的。馬其頓王腓力普二世的王子德米垂亞斯的死，讓他的父親受到了報應，因為他的父親是悔恨而死的。類此的例子很多，但是父王因這種猜疑之心而得到益處的例子卻是很少或沒有，唯有在做兒子的公然舉兵反叛的時候，那可算是例外，如塞利馬斯一世遠征巴亞塞提，以及英王亨利二世的三太子。
至於高級僧侶，在他們有權有勢的時候，也會帶來危險，如安塞爾馬斯和坎特白雷大主教湯瑪斯·拜開提的時代尤其如此。這兩個人幾乎以他們的圭杖與帝王的刀劍相爭，但是奇怪的是，他們所與之抗衡者竟是傲慢冥頑的君主，即威廉·魯夫斯，亨利一世與亨利二世。這種危險並非來自僧侶階層本身，隻有在以下這些情形中，才是有危險的：當他們倚仗國外的勢力的時候曰或者在僧侶們的人選當權不是由君主任命，而是由民眾直選出來的情形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