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出自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
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
難點注解：
這是朱熹為《中庸》第十三章“道不遠人”所作的注解。大意是：
“為人之道”就存在於各人自己身上，一開始並無區別。所以，君子“治人”，就在於以現存的道，去啟發人們“心中”之道，這樣才能為人們所樂於接受。“道”，實際上就是道理、法則。儒家認為，道是天然地存在於人自身的，一刻也不會離開。朱熹這句話的本意是啟發人們了解“道”、把握“道”並運用“道”。但隨著漢語的演變，最終被用作貶義，意指：用別人對待自己的辦法去對待對方。
摘用賞析：
國民黨頑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後，並未真心與共產黨團結起來共同抗擊日本的侵略，他們隨即將反共重心由華北轉向華中，企圖消滅在華中抗日的八路軍和新四軍。1940年3月，國民黨當局製定了“肅清”淮河流域和隴海鐵路東段以南地區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方案。不久，蔣介石又密令顧祝同、韓德勤通電全國，誣蔑新四軍“破壞抗戰”，為發動新的反共高潮製造輿論。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懷、葉挺發出“皓（19日）電”，在大肆誣蔑我軍“破壞抗戰”、“不服從軍令、政令”外，還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集中到黃河以北冀察地區，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麵對來勢更為迅猛的反共浪潮，毛澤東和黨中央審時度勢，及時調整了鬥爭方針和策略。在思想上，毛澤東提醒各級幹部要深刻認識到這次反共高潮的嚴重性：“此次反共與上次不同，如處理不慎，則影響前途甚大”，“我們要準備對付最黑暗局麵”；在政治上，向國民黨人員及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闡明“剿共”則亡國亡黨，投降則日寇必使蔣崩潰，有百害無一利的道理。動員全國人民行動起來，反對投降分裂，挽救時局危機；在軍事上，電令中原局、東南局和新四軍，做好各項準備，穩健地對付國民黨的進攻，軍事上采取防衛立場。同時，為了顧全大局，維護抗日統一戰線的穩定，我八路軍、新四軍決定作出讓步，遵守蔣介石的命令，將主力北移。
共產黨的種種努力和讓步並沒有打消蔣介石消滅新四軍的決心。1941年1月6日，奉令轉移的九千餘新四軍到涇縣的茂林地區時，突然遭到顧祝同、上官雲相所屬國民黨軍隊七個師八萬多人的襲擊。新四軍苦戰八晝夜，終因寡不敵眾，除小部突圍外，大都壯烈犧牲。政委項英、參謀長周子昆被叛徒殺害，軍長葉挺被扣押。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仍以民族大義出發，不與國民黨作最終決裂，提出了包括懲辦事變禍首在內的十二條處理意見。同時，利用報紙、廣播等形式揭露事變真相，喚起國內外愛國力量的支持。一時間，蔣介石陷入內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不得不作出“以後亦絕無‘剿共’的軍事”的保證。第二次反共浪潮在實際上又被擊退了。
第二次反共高潮，由蔣介石親自策劃，前後曆時五個月。其間，中共方麵險情迭起，處理稍有不當，就會對國家和民族造成難以挽回的嚴重後果。為團結全國人民堅持抗日，並繼續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危險和反共逆流，總結這次鬥爭的經驗教訓就非常必要。出於這種考慮，毛澤東撰寫了《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一文。
文中，毛澤東總結了八條經驗，即：一、在目前中國之兩大矛盾中，中日矛盾仍是第一位的，是基本矛盾；二、指導著國民黨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麵性的階級，我們對他們也要采取兩麵政策；三、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四、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中，將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沒有或較少買辦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將最反動的大地主和開明紳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區別；五、有些同誌由於對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這一點發生動搖，並因此對國內階級關係作了錯誤的估計，因而對黨的政策也有時發生動搖；六、一些同誌當著我黨中央令其準備對付國民黨的可能的破裂，對付時局發展的最壞的一種可能性的時候，他們就把別的可能性丟掉了；七、更多的同誌不了解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不了解統一戰線政策和階級政策，從而不了解統一戰線教育和階級教育的一致性；八、還有一些同誌，不了解陝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社會性質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的。
毛澤東摘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在總結第二條經驗時。在這條中，毛澤東對英美派的大地主地資產階級的兩麵性作了論述：“它一麵和日本對立，一麵又和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廣大人民對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兩麵性。在抗日方麵，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麵，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變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種地步，又不願意最後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針對這種特點，毛澤東提出對他們應采取“以打對打，以拉對拉”兩麵政策。借用宋代大儒朱熹的話來說，就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毛澤東摘用這句古語，形象並深刻地闡釋了對付一切反共力量的基本策略原則。這個策略，從此貫穿了中國革命鬥爭的始終。直到新中國建立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撰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文中，還寫到：“宋朝的哲學家朱熹，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還沒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即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道，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