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到魯院，方知來到了天堂，一人一間屋，每周三個半天上課，其他時間自由安排，讀書寫作或到處亂走，無牽無掛。
那年恰逢非典，我去報到的時候是三月初，很快北京城裏風聲越來越緊，魯院的同班朋友們，很多人命比我金貴，馬上亂起來，憂心忡忡。我不以為然，無視滿北京城的生死議論，守在魯院哪裏也不去，每天關起宿舍的門，趴在桌上寫小說。要知道我已經好多年沒有享受過一天接一天寫小說的暢快日子了，就算寫出來的全是狗屎，寫和再寫本身，已足夠讓我感到無上幸福。
忽一日，才發現魯院徹底封門，該走的都走了，剩下我和另外十幾個同學，留在宿舍樓裏獨自快活。
真是快活，課也不上，除了吃飯和睡覺，想買什麼東西，說一聲魯院後勤的車子會出去買，不準自己出去，以防帶來病毒。為預防超級病菌的感染，還要增強免疫力，於是發牛奶和水果，魯院發的，不要錢，隻管吃，想得太周到。
世上沒有這種日子，起碼我沒有過。
從前在故鄉昆明，我整天瞎操心，為工作，編什麼稿子開什麼會，為家，父母弟妹、老婆娃娃，自以為離了我地球不會轉。現在知道，昆明離了我，單位上離了我，家裏離了我，各方麵更好。兒子打來電話，很輕鬆，成績越來越好。我從前在故鄉昆明，其實很多餘，佛說人因偶然的因緣來到世界，不要以為自己很重要，真對。
於是就幹自己喜歡的事，寫作，寫和再寫。讀書，讀和再讀。
留在魯院的同班朋友中，有一個女人原來跟我最熟，叫王曼玲，她原來在昆明工作，愛好文學到《滇池》投稿，接受過我的諄諄教導，算作者也算學生，後來三轉兩不轉，從部隊醫院的護士，變成軍藝學生，再變成成都軍區的文學雜誌編輯，又變成了我的魯院同班同學。是她進步快還是我在退步？記得我來北京魯院前，接到她的電話，她告訴我自己將成為我在魯院的同學，一下子讓我既驚訝又略感喪氣。我說你倒是膽子大啊，敢做我的同學？
當然是玩笑，很高興她成為我的同學，他鄉遇故知，古人早說過這是人生快事之一，何況還是一個美人，何況她確實進步神速，發很多小說還出幾本長篇了，讓我嚇一跳。再說還有別的新朋友，比如刁鬥，早讀過他的小說，名氣大得很。比如董立勃，來之前剛讀過他的小說《白豆》，印象極深。比如傅小紅，《鍾山》雜誌名編，早有耳聞，《鍾山》是我最喜歡的雜誌之一，蘇童做編輯的時候，我就投過稿，可惜小說沒發成，發到《花城》去了。我一直不服氣，現在能跟傅小紅女士成為同學，實在榮幸，將來發稿子恐怕有希望。再就是程紹武，《人民文學》的編輯，更不得了，上《人民文學》是天大的事。還有方文，《中國作家》編輯，多大的牌子，人又很好相處。還有王雁翎，《天涯》的編輯。《天涯》這本雜誌我一直很關注，經常買來看。雁翎美人也來了，端莊文雅，幸會啊。我在《天涯》發過兩篇稿，很遺憾沒能寫得更好，現在趕緊寫，真正寫好，寫不好不敢出手，出不了手就白來北京的魯院一場了。
還有更多，2003年的那個班叫主編班，全中國的文學雜誌來了大半，都是好朋友，會編能寫，一個個藝高人膽大。比如劉俊，手上長了很長的毛，大俠一樣嚇得死人。據說吃過晚飯七點鍾就睡覺，淩晨三點起床，提筆就寫，嘩嘩寫到天亮，一篇小說就完了，誰見過這種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