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評語
“因為她的作品源於理想主義，以憐愛之情，純熟而清晰地描述了她那島嶼上的現實，在人類的普遍問題上，顯示了她的深度和洞察力。”
頒獎詞
瑞典學院將1926年諾貝爾文學獎頒贈予意大利作家格拉齊婭·黛萊達女士。
格拉齊婭·黛萊達出生於薩丁尼亞島的牛洛鎮上。她在那裏度過童年與青少年時代，自天然環境與當地人民生活中汲取的印象，後來成了她文學作品的啟示與靈魂。
自家中的窗口，她可以望見附近奧索班尼山脈的黑森林與崢嶸的山峰。再過去，是綿亙的灰石山巒，因光線不同，時而一片紫色，時而橙黃似檸檬，時而深藍如海。遠處，隱現著金納根圖山脈銀白的巔峰。
牛洛鎮幾乎與世界隔絕。偶爾有人到鎮上，也是騎馬來的，女人扶著男人騎在後頭。隻有在節慶或狂歡假日大街上載歌載舞的時候，單調的生活才有些變化。
在這樣的環境中，格拉齊婭黛萊達培育了她與眾不同、率直淳樸的人生觀。在牛洛，做強盜並非可恥的事。黛萊達的一部小說中，一個老農婦說：“你認為強盜是壞人嗎？那你就錯了。他們隻是些要顯露點兒能耐的男人罷了。以前。男人得去打仗；如今，雖然沒仗打了，可是男人還得要鬥狠。所以他們或去打劫、盜竊或是偷牛，倒不是為非作歹，隻不過顯顯本事與力氣而已。”因此，盜匪蠻能博取人們同情的。如果被捕下獄，農人就說他是“時運不濟”。出了獄也不會醜名永駐。往往一回到鎮上，歡迎的人群還會朝他嚷著：“百年之後又是一條好漢！”
複仇，在薩丁尼亞仍是一種習俗，一個人為了族人而從事仇殺是受到大家敬佩的。事實上，出賣複仇者被認為是一種罪行。一位作家這樣寫道：“縱令懸賞金額比這個人的頭大上三倍，在牛洛區內也找不到一個人會出賣他。在這裏隻有一條法律：尊敬一個男人的力氣，輕蔑社會的正義。”
在這樣一個幾乎沒有受到意大利本土影響的小鎮上，格拉齊婭？黛萊達在一種具有粗獷美的自然背景與富有某種古老崇高特性的人群中，一個遵行聖經樸實之風的家庭內長大的。我們的女孩子，格拉齊婭？黛萊達寫道：“除了去望彌撒或去鄉間散一會兒步，是從來不準邁出家門的。”她沒有機會接受較高等的教育，隻能像其他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一樣，在當地的學校上學。因為在家隻說當地薩丁尼亞的方言，她後來也請家教補習了意大利文與法文。因此，她當時所受的教育是不夠廣泛的。不過，她對自己家鄉的聖詩、敘事詩以及催眠曲等民謠藝術卻是十分熟悉與喜愛的。有關牛洛鎮的傳統與軼聞她懂得也不少。所以，以薩丁尼亞的標準來看，她家算是相當富有的人家，她也有機會讀了一些意大利文學作品與翻譯小說。然而，也僅限於此而已。可是，這個小女孩對念書卻有著極濃厚的興趣，才僅十三歲的年齡，她就在羅馬一家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叫《薩丁尼亞之血》（1888年）的短篇詭奇悲劇小說。牛洛鎮人士對她這種大膽作風頗不以為然，因為當地的女性，除了家務之外，是不該在其他事情上分心的。但是格拉齊嫌？黛萊達絕不隨俗——她愈加專心寫作小說。第一部長篇《薩丁尼亞之花》於1892年出版。之後，又在18%年發表了《邪惡之路》，1900年的《山中老人》、1903年的《伊利亞斯？波托魯》，以及其他的作品，使她聲名大噪，被認為是意大利一位最傑出的年輕女作家。
其實，可以說她完成了一項偉大的發現——她發現了薩丁尼亞。18世紀中葉，歐洲文學興起了一次新運動。當時的作家厭倦了追尋希臘與羅馬的文學形式。他們需求一個新的方向。此一運動很快就與同一時代所產生的另一項運動結合起來，那就是盧梭崇尚不被文明熏染的人類自然陶冶。這兩大運動形成的學派不斷推展，特別在浪漫主義興盛期更表現了巨大的力量。這一派晚期的豐碩戰果都是格拉齊婭？黛萊達的作品所斬獲的。不錯，在描寫地方色彩與農人生活方麵，即令在她自己的國度，也有她的前輩：意大利文學中所謂的地方主義派中傑出的代表韋爾嘉（ver—ga)描繪了西西裏，佛加薩洛（fogazzaro)素描了隆巴度一範尼圖地區。但是薩丁尼亞的發現無疑應歸功於格拉齊婭？黛萊達的。她對故鄉的每一個角落都了如指掌。她在25歲之前，就沒有離開過牛洛；之後才鼓足勇氣前往薩丁尼亞的都城卡利亞裏。她在那裏遇見了馬德桑尼，兩人於1900年結婚。婚後，他們夫婦遷居羅馬，她也開始了寫作與家務兼顧的生涯。在搬往羅馬之後所寫的小說中，她繼續以薩丁尼亞居民為故事主人公，如1908年發表的《長春藤》。但在《長春藤》之後，她小說情節中的地方色彩情調就較淡了，譬如1925年發表的《飛往埃及》，也曾送交瑞典學院審查，並獲好評。但是她對人與自然的概念，在基本上卻自始至終具有薩丁尼亞的特性。如今她在藝術造詣上更臻成熟，以《邪惡之路》與《伊利亞斯？波托魯》顯示出她是一位嚴肅、富於表現力而不矯揉造作的一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