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永和九年（353年），是農曆三月初三，王羲之和孫統、謝安、支遁等40多名誌士，在紹興蘭亭舉行聚會，大家坐在環曲的水邊，把盛著酒的觴（古代一種帶嘴兒的酒杯）放在流水上，任其順流漂而下，觴停留在誰的麵前誰就要將其中的酒全部飲下，並賦詩一首，否則就要罰酒三杯。大家飲酒賦詩，論文賞景，其樂融融，形成了一部詩集，王羲之為此詩集寫了個序，就是著名的《蘭亭集序》。《蘭亭集序》書文俱佳、舉世聞名，被後人讚譽為“天下第一行書”，表現了王羲之書法藝術的最高境界，王羲之的氣度、襟懷、情愫被表現得淋漓盡致，確實是“清風出袖，明月入懷”，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雅事，也鑄就了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座豐碑。
世間流傳著，形形色色有關《蘭亭集序》的逸事趣聞。據說當時王羲之寫完之後，對這件作品非常滿意，後來曾重寫幾篇，都達不到原來的境界，他感歎不已，曾慨歎道“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他十分珍惜這部作品，把它作為傳家之寶代代相傳，後來傳到他的第7代孫智永。智永少年出家，酷愛書法，過世前他將《蘭亭集序》傳給弟子辨才和尚。辨才對書法也頗有研究，他將《蘭亭集序》視為珍寶，藏在臥室內特意鑿好的洞內，最後被皇帝“騙”了去，辨才鬱悶致死。
世代文人對“曲水流觴”津津樂道。雍正皇帝對此也極為感興趣，他仿照古蘭亭意境在圓明園中建流杯亭，後被乾隆帝命名為“坐石臨流”。乾隆覺得這座亭子的文化內涵意猶未盡，於是將原來的小亭改建成重簷八方亭，把原來的石柱換成方形青白石柱，在每根柱上摹刻一冊蘭亭貼，這就是著名的圓明園蘭亭八柱。
曲水流觴效法自然。水向低處流，但水在流動過程中，很少筆直的流動（除非自然和人工的幹預），它都呈現彎曲的狀態。曲水流觴充分利用水的自然力和彎曲的特性，加上文人的不斷演繹，造就了令人驚歎的文化！
治水與治國一脈相通
我國對治水認識是很深刻的，已經將其上升到治國的高度，翻開中國的曆史，治國與治水確實緊緊地聯係在一起，可以說中國的曆史，也是一部治水的曆史。
管仲（約公元前725~公元前645年）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偉大人物，由於他卓越的貢獻，後人都稱他為管子。盡管管仲出生於貧寒之家，由於其聰明才智和愛民如子，被齊桓公拜為上卿，任齊國國相40多年，他在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方麵進行了係列的改革，成效顯著。在水利方麵，可以說他是最偉大的戰略家，他對水的認識非常深刻，他異常重視興修水利，在中國曆史上首次提出了治水是治國安邦頭等大事的論點，並將其應用實踐。他和齊桓公一起探討治國方略時進言說，“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什麼是“五害”呢，這裏所說的“五害”不是我們曾經流傳一時的“蒼蠅、蚊子、跳蚤、老鼠和臭蟲”，而是指水、旱、風霧雹霜、瘟疫和蟲災。他通過興修水利促進生產，最終實現了他夢想的“倉廩實則知禮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理想，齊國國富兵強，成為戰國時代強大的國家。
關於治水與治國的關係，還有一個著名的故事。東周以後，諸侯並起，列國稱霸，出現戰國七雄，其中秦國最為強大。秦國想消滅韓國，韓桓惠王出了奸計，派水利專家鄭國當間諜，意圖讓秦國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拖垮秦國的國力，也就是“疲秦”之計，“欲罷之，毋令東伐”。後來，計劃敗露，秦始皇大怒，要殺鄭國，鄭國運用七寸不爛之舌遊說免予殺身之禍，他說，盡管我作為間諜興修水利，然渠修成之後，對秦國是十分有利的，我隻為韓國延長了幾年的壽命，卻為秦國建立的萬世之功，秦始皇認為鄭國說得很有道理，赦免了他的死罪。並且重用鄭國，在公元前246年動工興建引涇灌溉工程，十多年渠成。命名為鄭國渠。此工程在當時來說十分浩大，從涇河仲山峽穀引水，東西幹渠長150km，橫貫關中平原北部，充分利用涇河多泥沙的特點，引洪灌溉並改造鹽堿凹澇土地，形成了麵積達406萬畝（秦製1畝等於今0.69畝，相當於280萬畝）的灌區，畝收一鍾（合今122.5kg），由於鄭國渠的貢獻，“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也許秦國嚐到了興修水利的甜頭，秦代還建成了四川都江堰和廣西的靈渠，連同鄭國渠合稱秦代三大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還發揮著其作用，它成為水利工程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