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才能的、自相矛盾的和自私自利的托洛茨基（這是他在從事革命著作寫作時用的筆名）起初是把他寫的一些評論和文章從西伯利亞寄給俄國僑民在歐洲出版的一些定期出版物，其中包括列寧的《火星報》。托洛茨基從西伯利亞跑出後，身無分文卻穿過了整個歐洲，渡過拉芒什海峽，在一個清晨他敲了幾下烏裏揚諾夫夫婦在倫敦的那所簡樸住宅的門。克魯普斯卡婭打開門後驚叫道：“筆杆子”來啦。托洛茨基以自己的才能爭得了這個外號。托洛茨基回憶道：“他們讓我喝茶，好像是在廚房裏，這時列寧正在穿衣服。”
在西伯利亞時，托洛茨基曾埋頭鑽研西方經典作家的作品和俄國的革命文獻，他讀了大量的19世紀俄國偉大的長篇小說家和批評家的著作。他還閱讀和分析尼采和易卜生的作品。他後來回憶道：“從西伯利亞跑出來後的途中，我在車廂裏把《伊裏亞特》讀了很多。”他渴望了解西方文明。於是列寧領著他在倫敦遊覽，讓他參觀一些名勝。托洛茨基寫道：“我不記得他是怎麼說的，但是他講話的語氣是這樣的：這是他們的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他們的’指的當然不是英國人的，而是‘敵人的’。列寧無論是講到英國博物館的建築，還是講到高質量的報紙《泰晤士報》，總是說這是‘他們的’，也就是‘敵人的’。”列寧大概感覺到了年輕的托洛茨基具有很強的接受能力，怕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們的”文明，所以才這麼講。
在以後的三年中，托洛茨基的筆杆子使他登上了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突出地位。現在，1905年的這場革命給了他以縱情發表言論的機會。他於2月份回到俄國後，由於他那火焰般的演說家的天賦和寫作才能，很快他就處在了社會震蕩的震中。1905年10月，當革命發展到最高潮時，26歲的托洛茨基成了革命的領袖。
11月初，列寧離開瑞士，途經斯德哥爾摩和赫爾辛福斯，在離國五年多之後，幹11月7日（或者8日）回到了聖彼得堡。他出國時是一位年輕的鼓動家和組織家，回來時已經成為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了。回來後，他寧願使自己居於次要地位。10月27日，布爾什維克的日報《新生活報》創刊號在彼得堡出版了。列寧的夙願實現了，因為他在《怎麼辦？》這部著作及其他一些著作中曾認為出版黨的日報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期間，列寧撰寫文章，出席黨委會的會議，製定布爾什維克的土地政策，接見黨的工作人員，11月14日他還在彼得堡蘇維埃中就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的工人反對同盟歇業問題發表了一次講話。警察發現了他的蹤跡，於是他於12月6日同克魯普斯卡婭一起轉入秘密狀態。
1905年的革命顯示出在托洛茨基和列寧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區別。當然區別還沒有明朗化——無論是對托洛茨基，還是對列寧，都不能夠貼上一個明確的標簽。但是托洛茨基在這個期間首先是一位爭得了群眾的領導者，而這時列寧則首先是一位組織工作者。托洛茨基需要的是講壇，列寧需要的則是辦公室。托洛茨基想要的是追隨者，列寧想要的則是能夠工作的、善於執行任務的行政工作者。托洛茨基認為，屬於哪個政黨，這並沒有多大的意義；他寧願起一個離開狼群而孤獨存在的狼的作用，而不願服從於任何集團，也不願靠文字鼓動和口頭鼓動使任何集團服從於自己。列寧則為爭取本黨對其他各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權而進行著狂熱的鬥爭。不過布爾什維克實際上很軟弱。他們的組織甚至連個骨頭架子都算不上。需要把一根一根的骨頭結合起來，然後再使之具有血和肉。所以1905年時，列寧在俄國並不起最重要的作用。他的時機還未到來。
革命在互相配合和聚集力量方麵還顯得不夠。政府在同日本締結和約後，感到自己能夠用鋼鐵、子彈和皮鞭來製服本國人民了。但是，抗議的運動在被淹沒於血泊之中以前，在莫斯科發展到了極其英勇的程度，莫斯科的工人在五天之中一直同政府軍進行著街壘戰。最後，沙皇把謝苗諾夫團從彼得堡調到了莫斯科。在炮火的鎮壓下，起義者才被迫屈服。
列寧對革命的想象完全不是這樣。1905年6月或7月在日內瓦時，列寧曾沉溺於幻想——關於革命戰爭的幻想。列寧作為一位具有軍事氣質的政治家，他曾製定了進攻的計劃。他所想象的情況是這樣的：沙皇被推翻，專製政府“被打倒，但是沒有被打死，沒有被擊斃，沒有被消滅，沒有被連根拔除”。成立臨時革命政府。它轉向人民，表示願意給人民以“充分的自由”。“人民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完全的共和製的自由，成立農民委員會徹底改造土地關係。臨時政府中的社會民主黨人……